杨仁旺，江西庐陵人，毕业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社会学系，现任教于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础笔项目，自主开设公民课、审辨式思维课、国际理解与跨文化交流课。这些课程以培养合格的“世界公民”为主旨，致力于构建多元价值兼容并包的公民社会。
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提到了十二个关键词，其中之一是“屏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屏读时代，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等，我们每天面对着各种屏幕，上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由于信息的泛滥，注意力成了高度稀缺的资源。然而当某个话题演变成了公共话题，引发了刷屏效应之后，就会反过来迫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话题之上，否则我们在社交时就没有了共同话题，而一旦失去了共同话题，就意味着缺失了“社交货币”，这在社交过程中就容易被边缘化。
那些吸引了大量注意力的公共话题制造者，此时要担心的就不是注意力稀缺了，而是注意力集中后露出的锋芒，事件的真实性和叙述的逻辑性会被置于高亮度的聚光灯下反复拷问，所以“上海姑娘逃饭事件”不久就被证实是编造的；“东北农村妇女组团约炮”的文章也被证实是闭门造车的夸张之作。而我的文章虽然是根据自己返乡的真实见闻写成，但是用语言叙述事件这一过程就已经有可能对事件本身造成扭曲和异化，如果再加上价值判断和归因分析，就更有可能留下值得质疑和批判的空间。因此，网上出现一些批驳我的文章和评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批驳文章和各种评论中充斥着尖锐的价值对立，反应出当下中国的舆论生态呈现出严重撕裂的局面，但是正因为这些尖锐的批评，促使我对拙文中的每一个事实判断都重新做了一次检视。以下便是我对拙文的一番自我剖析，由于个人知识视野和分析能力的局限，有可能导致反思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或者矫枉过正，就只好请教于大方之家了。
首先我要反思的就是拙文的视角，以一个离乡数载再重返家乡的他者视角进入乡村，而且以俯瞰的姿态，用现代城市文明的视角去观照乡村社会生态，可能根本看不清乡村社会的真貌，由此提出来的所谓“乡村拯救”就极有可能沦为不接地气的价值绑架。要真正了解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逻辑，可能更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视角”，而是更多的同情理解与换位思考。这里所谓的“同情理解”，是指置身于与被观察者相同的情境之中去尝试理解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逻辑。如果没有“同情之理解”，则观察者看到的很多现象都可能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 
拙文中对当下乡村社会的第一个判断是“礼俗秩序崩塌”，文中认为传统乡土社会的仪式感正在沦丧，并将这种沦丧归因于工业文明的冲击，迅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农耕社会走向没落，原有的宗族秩序被打破，维系仪式感的人际关系被淡化。这种逻辑叙述可能会导致读者认为我在美化传统乡村，然而我个人深知在传统的宗族秩序之下，每一个个体都被人情网络所绑架，距离感高度缺失，难以形成独立人格，个体价值也经常不被尊重，公私往往不分，权责难以对等，这与现代文明提倡的价值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并没有提倡“复古”，之所以在文中表现出对故乡的眷念，可能更多是身在他乡的游子眷念自己对故乡美好的选择性记忆罢了。 
拙文中对乡村的第二个判断是“拜金之风日盛”，通过身边的亲友陷入传销难以自拔，放高利贷致富后买车炫耀，利用非法手段集资等事例，描绘出一幅唯利是图、利益熏心的乡村丑态。然而且不论这些事例有多大的普遍性，哪怕这就是乡村目前的真实生态，我们可能也不能从道义上去谴责乡村的腐败堕落，因为这更多是国家意志导向的结果，而且在纸醉金迷、腐化堕落方面，城市比乡村可能更加严重。
49建政以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不断侵蚀着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尤其是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和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动摇了国本。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迫切地需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于是只好选择急停转弯，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经济利益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驱动力，“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
而在这种大环境下，乡村再度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而且迅速变成了牺牲品。乡镇公司“异军突起”却是昙花一现，国企改革后迅速呈现国进民退的大势，乡镇公司纷纷破产倒闭，农民只好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与乡村农民在身份上的不平等，导致很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城市扎根，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是奢侈品。每年春节期间他们就不得不像候鸟一样长途迁徙，辗转奔波。新一代农民工更是面临“进不去城市，回不去家乡”的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境遇的可能不是村民们的拜金，而更主要是不断从农村抽血却不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的政策。
拙文中对乡村的第叁个判断是“暴戾之气横行”，举的例子是我家因修路与邻家产生纠纷导致我弟弟被打伤的事例，在写下这一案例时，我尽力去克制自己，以使自己不被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但是依然无法做到绝对的理性客观，而且就从这一事例和其他村庄的几个事例就得出乡村暴力泛滥的结论明显不够严谨。而把“暴力泛滥”归因于宗族力量的瓦解可能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其实传统乡土社会的暴力长期存在，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宗族之间为了维护各自宗族的利益而进行大规模械斗的集体性暴力事件。宗族势力瓦解后，暴力大多演变成了原子化的形态，除非是涉及群体间的重大利益纠纷或者是针对政府不当行为的群体性事件。
暴力逻辑之所以还能在乡村大行其道，可能还与基层司法力量的羸弱有一定关系。由于我们的司法未能独立，行政力量干预司法的事例频频发生，法律的尊严并没有建立起来，连《宪法》里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可以随意践踏，公知大痴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保障，更难以苛求可能还不太懂法的村民们去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维权了。当他们遇到矛盾的时候，诉诸于暴力手段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暴力事件过后的善后处理中可能存在的与公权力的勾兑，也许是“大政府小社会”格局下最自然而然的选择吧。
拙文中对乡村的第四个判断是“乡村教育凋敝”，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大量村小被撤并导致乡村教育生态被严重破坏，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很多学者的大量研究都可以佐证。乡村教育的凋零伴随着的是一些超级学校的涌现，应试教育被推向越来越极端的方向，学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产物，甚至被异化成了考试的机器，而这一切受到的正是工业化、标准化思维的影响，是工业化大潮和伴随而来的城镇化大潮的产物。在时代大潮之下，连教育都被产业化了，都变成了谋利的工具，而且教育产业化居然能够成为主导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催生出一些畸形的教育怪胎就不难理解了。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能已沦为了空洞的口号。教育一旦奔着利益而去，可能就已经南辕北辙了。 
拙文在描述乡村教育凋敝现象时最受诟病的可能在于以应试教育“受益者”的身份去反对应试教育。其实我并不认为我反对应试教育有多大错误，我从高考成绩上看貌似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和成功者，但是从思维方式上看，我恰恰是应试教育培养出的残次品。在北大上学期间，我经历了一次价值观轰然崩塌，然后再通过大量阅读进行精神重建的过程。我自认为曾经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我不想在自己从教后转换角色变成施害者，延续这种精神世界的暴力逻辑。因此我更主张以人为本的教育，自主开设公民课、审辨式思维课、国际理解与跨文化交流课，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点探索和尝试，为中国教育的点滴改良贡献微薄之力，播撒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然后依靠时间的力量，等待他们开花结果。
我个人认为拙文谈乡村教育时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拯救者心态”，当时年少轻狂，以为自己从北大毕业之后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去影响甚至改变乡村教育的面貌。其实通过实践才发现，最多也就是惊起了一点点涟漪，很快这一潭死水又恢复了平静。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指出应试教育是家长、学校、社会等多方合谋的机制，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又岂是个人之力可以在短期之内改变得了的，只有依靠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合力，再加上时间的力量，教育的改良才会慢慢发生。不过可能也就是在无知无畏的年龄才会有那样的情怀，虽然现在回首时觉得自己当年无比幼稚，但这份美好的幼稚还是非常值得在心底珍藏的。
拙文在根据我个人的返乡观感做出这几个判断之后，我还尝试着去做一些归因分析，而这些归因分析中，最受诟病也最不被官媒见容的就是“政治民主化”了。其实我在原文中就强调了，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万能良药，但是通过政治民主化改革，能够逐步释放官民之间积压的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我个人的判断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的个体意志正在逐渐觉醒，对公民权利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因此政治民主化可能会是大势所趋。
曾几何时，国家意志完全凌驾于百姓的个体意志之上，中央一提“大跃进”，民间纷纷“放卫星”，中央号召上山下乡，热血青年奔赴远方。然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前不久官方出台的城市规划指导意见在民间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弹，从中不难看出国家意志面临的挑战。当公权侵犯私权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已经不太奏效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逻辑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了。国家意志和个体意志的博弈愈演愈烈，这可能是在现行体制下个体意志逐渐觉醒的自然结果。
最后一个要反思的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到底是谁？其实用“乡村重建”一词可能已经有些不妥了，因为这意味着肯定了乡村衰败的预判或者说否定了乡村正在进行的建设，同样带有“拯救者”的价值预设。如果从“拯救者视角”来看，应该是来自乡村外部的力量才能拯救乡村，不管是政府还是公益机构，抑或是资本下乡。然而可能这些都未必是真正的乡村建设主体，随着地方官员的流动，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朝令夕改；公益机构进入乡村的有效路径还在摸索，而且可能很难长久扎根；资本下乡虽有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但是资本可能会以追逐利益为第一目标，不一定会更多顾及村民的利益和乡村的长远发展。如果不能真正让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公共治理中来并且让他们从中切实获益，可能一切所谓的建设都会变成瞎折腾。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应该是当地村民，其他力量可以试着探寻合适的路径去和当地村民一起“共建乡村”，而不是“重建乡村”，更不是“拯救乡村”。在拙文被广泛传播后，我们村的杨氏宗族一同聚会，力图化解宗族内部矛盾，协商宗族公共事务。这次聚会上由村民自发提出来要共同修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这个提议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由于实施包产到户后，乡村也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公共事务的存在空间被严重压缩，除了分田征地等利益纠葛，很少有人去关注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等概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村里虽然有了大垃圾桶，但却是横倒在地，空空如也。
然而村民们自发提出要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这让我看到了乡村建设的希望所在，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的公共事务再度进入了乡村视野。村民们希望通过家家户户共同集资的方式来修建这个文化活动中心，目前尚缺少一笔启动资金，本寄希望于政府能够从乡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中给予一定的支持，但由于“农家书屋”专项资金只划拨到了行政村一级，下面小的自然村很难申请到。因此我个人计划发起一个小型的公益众筹，帮助村民筹集一笔启动资金，再由村民们筹集剩余部分资金，共同建起一个可供儿童阅读玩耍、成人开会议事、老人休闲娱乐的文化活动中心。我打算把这个文化活动中心命名为“思源文化活动中心”，意为不论在家还是离乡，都要“饮水思源”。如果这个文化活动中心能够建成，可能将为乡村社会生态的良性发展播下一颗种子，在乡村实现人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可能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先生在他的跨年演讲中主张摒弃机械学思维方式，而采用生态学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的发展，我个人对此深表认同。在乡村治理上，如果由政府牵头制定发展规划，然后驱赶村民们今年种菜，明年种果，折腾几回，村民们自然就倦怠了。用明确的规划或蓝图来指导行为，这是典型的机械学思维。而生态学思维主张自然生长，不强行规范和指导。以治理乡村垃圾遍地的问题为例，在看到上图中的垃圾桶不被村民使用之后，无需对村民进行规训或强制，只需增加垃圾回收的频率，让村民们看到村里的垃圾真的会被运走集中处理，比自己扔在后山满地都是确实更加卫生，村里的环境确实因此而变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然会慢慢养成把自家垃圾扔进公共垃圾桶的习惯，说不定连垃圾分类的习惯都能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一个自然渐变的过程。
学者刘军宁在《中国改革的“补天派”》一文指出“中国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变天者无力，补天者无能”。其实我个人认为也许还有一派叫“自然生长派”，他们既不主张激进暴力的“变天”，也不支持维护既得利益的“补天”，而是寄希望于点滴改良土壤，播下种子，然后等待他们“自然生长”。而乡村共建也将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从城市剥夺农村，到城市反哺农村，再到城乡互补共生，这可能中国基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致谢：感谢搜狐教育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宝贵交流机会，让我结识了很多共同关注乡村建设的朋友。感谢杨东平院长和才让多吉先生在交流中给予我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感谢罗胖和《罗辑思维》给予我的启迪，我看过了《罗辑思维》所有的视频节目，一期不落，《罗辑思维》是我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让我获益良多。感谢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史根东老师的教诲，帮助我打开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教育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