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一个初秋，我从上海到幽雅宁静的燕园。刚到校第二天我就拜见了我攻读研究生的导师——李继侗教授，他是我国研究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也是着名的植物生态地植物学家。在我研究生学习的四年中，李先生治学的严格认真，作风的刻苦朴实给我留上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既是我的严师，也像慈父一样亲切地待我。
李先生教育学生的特点是在思想上启发和鼓励，让学生有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在治学上要求很严禁格，不容忍半点虚假。记得学习伊始，他就要求我去查阅所研究领域的英文和俄文科学文献，掌握研究方向的历史和国内外动态，可是当时也有人反对李先生这样指导研究生，他们说：“这样指导研究生，还不如送研究生到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事实上李先生是有远见卓识的，不到一年，北大生物学系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李先生就推荐我去做了“植被分类文献评述”的报告。李先生对每位年青教材和我翻译的书，总是不厌其烦地用红笔逐字逐句仔细修改，他要求译文句子确切，文字优美，字迹工整，多次教导我们说：“你们应该看到中国30-40年代的文学作品，有文言文功底，又有白底文的通俗性，可以提高译文写作水平”。
李先生很重视学生科学实践，在我入学后次年夏初，李先生带领我们整个专门化师生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去晋西进行科学考察，这个队是由中国科学院和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共同组成，李先生是该队学术委员之一，任务是勘察黄土高原土壤侵蚀问题，调查植被生长情况。野外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出外考察交通工具只有一辆仅容纳二十人乘坐的汽车，而考虑队员约有60余人，李先生年逾六旬，但他从不计较艰苦，带头不坐车，徒步考察。并让我们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北大师生，他说“我们北大师生全部不坐车，这样别人也不会去抢座位，让出来给老先生坐”。李老师和我们一起爬山越岭，精神抖擞地对我们进行现场教学。他对农垦中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十分忧虑和不满，他经常说：“我们切不可认为向大自然争取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我们必须了解自己规律，虚心向大自然请教，帮助大自然的发展，依自然规律因势利导的原是向自然争取”。经过野外实践，不仅丰富了我所学专业的知识，增长了见闻，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使我认识到人民等待我去做什么。
李先生一向尊重知识，对学术领域中出现具有独特见解的人倍加注意，有一件事给我印象颇深，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位遗传学年青教师与李先生多次书信来往商榷一些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学术问题，李先生认为该教师对一些学术问题有独特见解因此对这位教师每封来信都认真回复切磋讨论。正当李先生准备将该教师论文并同几次来往讨论书信一起出版之际，该教师被划成右派。如果文章按原计划发表，就有与右派划不清界限之嫌，此时李先生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即将就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但李先生很少考虑个人得失与进退，仍然决定在此时将该教师论文发表，事隔多年，这位教师和许多学者提起此事都表露出对李先生的无比崇敬。
李先生一贯认为搞科学要有科学态度，力矫虚夸之弊，58年有人提出要搞“亩产万斤丰产田”、“培育鸡蛋大的花生”，李先生从一个麦穗能产多少麦子算起，断定“小麦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鸡蛋大的花生会是什么味道”。但对真正的新事物却极其敏锐，我国大学里第一个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专门化就是他首先创办的，我就是那时被接受为研究生的，同时他还接受全国各地来的进修生，对适应当时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培养解决黄河淤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和怎样变沙漠为良田等研究人员起了重要作用。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每天他都很早来实验室，除讲课外，整日伏案编写教材，撰写调查报告，翻译专业资料，还经常让我们传阅和讨论。中午从不回家，仅在校园稍进午餐，休息一会又回到实验室阅读写作，一直到傍晚才步行回家。
李先生对选派留学生是有远见的，立足点在留学生学成后能为祖国服务，他打了一个譬喻，他说我们要着重在国内培养学生的各种基础知识，就好像雕塑人像，整个人体都雕塑完后，最后一对眼睛请名师雕刻，这样整个塑像就活了。选派留学生不能只注意政治，应该选派科学上和品德上都好的年青人，一旦去国外就能比较快学成回国服务。
1957年高教部询问李先生是否愿意担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一职，李先生对我们说：“这是我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应该有懂教育的人去承担领导工作”李先生不顾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身体欠佳，毅然决定赴任。不幸在到任前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即使这样，先生仍于1958年4月带病去了内蒙古大学任副校长。先生走后留我在北大继续他的植物生态学讲课。先生去内蒙古大学后曾来信希望我有一半时间去内蒙大学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前去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去内蒙大学看望李先生，同时请教一些教学和科研问题。到内蒙古大学时我看见李先生虚弱地躺在病塌上，我看见他这样心里很难过，他见到我却很高兴，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和我交谈，最后费力地写了几个出版界中他熟悉的人的名字对我说“以后有什么要出版的，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李先生不仅是我的导师，而且总是慈父般关怀我，我有什么要求，他总笑而应之，总是很亲切地和我讨论工作，如果我有一点成绩，他总是满心欢喜，这一切总使我久久难以忘怀，几十年过去了，李先生的许多感人的事仍清晰地铭刻在我心中，我将永远铭记他对我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