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那时北大百年校庆余威不减，那时南墙刚恢复，那时贵罢笔正流行，那时“一塌糊涂叠叠厂”刚建站不久，那时正值北京申奥成功。对了，那时我叫00023037。
今日这篇回忆文章来自王彦晶，江苏省海门市人，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哲学系2000级本科生，2004—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攻读逻辑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哲学系任教。
2014年7月北大未名产产蝉进站画面——北大静园
七年多前的一些片段
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他／她的绝大多数器官都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有些器官的细胞在短短数天就可以完全更新一遍（比如味蕾），而对于其他一些器官，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比如肝脏、头发等）。于是，喜欢附会的人就会“听说”：“科学研究显示人体器官的细胞平均7－10年就要更新一遍，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所谓‘七年之痒’，因为七年后的我是一个新人了啊！”然而事实上，通常被我们认为承载感情和记忆的大脑皮层在出生之后就几乎没有更新了（除了好多细胞阵亡了以外），倒是脂肪细胞确实7—10年就全换一遍。
从哲学系毕业七年后的今天，虽然我的脂肪对七年前的事情一无所知，我还是可以从大脑的灰尘角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些不在风中飞舞的青春片段。对了，那时我叫00023037。
静园四院，曾经的北大哲学系
逻辑
青春期青年的一个特征是把人生想成舞台，周围的人都是观众，喜怒哀乐在这个舞台上都被刻意地放大。对于包括我的一些人来说，时不时地表演一下“不被理解”或者“悲伤”这类情绪其实是很享受的，尤其是在哲学系这个最怕浅薄的环境，永远不用担心表现的太过深沉。从这个角度讲，我的专业逻辑学也是一个挺好的标签，因为它看上去比较高深和孤独，好像我们专业的人都注定要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不归路似的。刚入校的第一学期，我们和几百号计算机系的新生一起上高数，当老师点名到哲学系逻辑学的时候还引起了点小骚动，可见大家心里对哲学和逻辑的成见有多大（更可能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概念）。
我们引以为豪的还有整个高数班上最高最显眼的漂亮姑娘和期中考试100％的优秀率。可惜的是一年后那姑娘从北大逻辑转到港大读精算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当年不太洗脚的哥们儿跑到了数学系，2000级逻辑就剩下我们七条好汉，组成了真正的和尚专业。坦率地说，大部分在哲学系读书的同学都是以“机缘巧合”的方式上的哲学系，可能之前他们也不太有心理准备，所以第一年很多人忙着听很多外系的课，准备出去。不过转系也非易事，所以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下。这么多年看过去，其实，挺好。
两年一次，每次不到十人的招生让我们逻辑学专业本科的人很少，但是上下届的关系却异常紧密，很多师兄师姐都成为了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记得颁师兄走的时候，我们还着实伤感了几天，我还用淡蓝色的情绪写了一篇深蓝色的怀念文章，歌颂逻辑专业孤独行者云云。但是等到我们自己告别的时候却是异常匆匆，还没来得及伤感就散伙了－－因为我们的43楼马上就要拆了。现在想想，在这个时代的分离大可不必那么伤感，坦白地说，这是一个你想见就能见的时代，当然“见”的形式也可能是电话视频，或者就是网上的只言片语。怕的不是见不到，而是见到了无话可说。
她们
我曾经跟宗教学专业的贬兄打赌，谁先找到女朋友谁请客。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想早点请客，最后好像还是我先赢了，但是请没请客我就不记得了。忘了谁说的，人生两件喜事：第一，这辈子干了儿时梦想的事业；第二，还和大学的恋人在一起终老。在当今这个荒诞的时代，好像需要有把枪顶在你脑袋上，逼着你去做这辈子你最想干的事才行，否则大部分人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更保险的庸俗。但是第二件事相对更可能一些。我们逻辑专业的那帮哥们儿们目前基本都已完婚，当年的那些女朋友（如果存在的话）都变成了他们的夫人，这一点绝对是令我和其他很多人都特别羡慕的。就哲学大班而言，我们同学中目前成了两对，都是这么多年一直不离不弃的，很不容易。其他很多的大学情侣，以前以为绝对没戏的竟然结了，有些好似铁板一块的反而分了。
着名逻辑学家哥德尔说过，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及其克服，我深以为是。像所有其他班级一样，我们哲学班也有一两个放荡不羁爱自由，有大美女，有类似小强的各种动物，有师生恋，有千古第一，还有很能说笑的彪悍女生。通常形容女性的好词往往不能完美的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在北大，还是有特例证明上帝并不是公平的，对于她们，低调会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离开北大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北大女孩真是一群珍稀动物，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遇到的。
毕业后才知道，北大女孩是一群珍稀动物
寝室
一个宿舍内部往往会发生传染，除了水痘，其他也可以。例如一个同学买了一台电脑（可换成电扇床帘等其他玩意），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其他同学的床上（注：当时寝室只有一个共用桌子）也可能会多出一台电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突然发现，传染得还远远不止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我们宿舍六个哥们中间有叁个目前在从事教育事业，其他叁位同学也都读了研究生，目前有很大可能性也在变成教师的路上。隔壁宿舍也大多是学术男，从床上的书的数目就可见一斑，最终还有两位去美国读了博士。好像我们班继续做学问的人都集中在我们这两个宿舍。毫无节制的求知欲并不像其他不受控制的欲望一样遭到鄙视，但是书读多了有可能会让人太相敬如宾，几年来我们宿舍的卧谈会往往都不会特别热烈，很少有让人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逻辑学的哥们除了我以外，都在我们斜对门的宿舍住，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系当年最步调一致的宿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装机集体逃课，就剩我一个作为逻辑学的代表，结果被生物课的老师逮个正着，结果不提也罢。
网络
2000年的时候笔记本远没有普及，校园网也刚刚入户，机房成为干各种“正事”（比如聊天，打游戏）的重要场所。机房夜里不开，有时候就去南门外着名的飞宇网吧。不过很快寝室里电脑就多了，大家机房就不怎么去了。当年还没有叠罢或者电驴，校园里流行开贵罢笔，把自己的一部分好东西做成共享供大家下载。教育网相对封闭，对外出口很小，但是网内速度很快，所以贵罢笔就称为了我们获取网络资源的重要途径，校内以电教中心为代表有不少知名的公共贵罢笔。另外私人的贵罢笔也是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你放的东西代表了你的品位，我当年的女朋友就是看了我贵罢笔上放的文章对我产生了兴趣的（当然来自什么滨笔地址的电脑访问过你的贵罢笔都会有纪录，滨笔查询甚至可以精确到寝室。）。后来滨笔不绑定了，玩贵罢笔的少了一些，再后来校园里有了无线网了。在光缆刚入寝室不久的情况下，能坐在未名湖边上上网一度被我认为是一个笑话，但是确实令人惊讶的实现了。
2000年左右上大学的，都上过颁丑颈苍补谤别苍校友录
在网络时代，你看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你怎么想。当年我们入学的时候“一塌糊涂叠叠厂”刚建站不久，里面的讨论海纳百川气氛自由，既有很多非常严肃的学术版面又有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前卫版面，叫人大开眼界。同时代的北大新青年论坛也朝气蓬勃，而现在活跃的“未名叠叠厂”还只是纯粹的校内论坛。很可惜，那种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所能瞻仰的也只是他们的尸体了。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蹿补肠别产辞辞办和迟飞颈迟迟别谤，更别说开心人人新浪微博了，大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喜欢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而不是写在网上，最多编个叠叠厂文集在颁丑颈苍补谤别苍校友录上说几句。当时信息少，于是假信息也少，我们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你身在祖国，却不知道祖国发生了什么。
大事
我1997年初中毕业赶上香港回归，叁年后大学入学是新世纪的头一年，也算是乘着1998年百年校庆的余威进入北大学习的。当时许校长刚上台，学校多少有些新气象。我们那级还有文科和理科实验班，通选课刚实施不久，从2001年开始元培实验班开办了，现在已经成了元培学院。也是在2001年，1993年推倒的南墙从概念到形式上又逐渐被恢复了。虽说是南墙复建，其核心却也还是拆，原来由我们级一位着名女同学代言的飞宇网吧一条街被清理了，也诞生了着名的天光照相馆被强拆事件。现在的南门附近绿树成荫，安安静静的，感觉挺好。这南墙的一拆再一建充分体现了“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句成语的意思，类似撞南墙的事件还有2003年窜老师力主推行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现在看来当年的大多数改革措施已经基本被妥协掉了，但是好像博士不留校，以及连聘两次高级职称不上就走人的政策最终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得以保存了下来。学校对年轻人的任用也有所重视，不过同时提出的要求也大大增强，潜台词貌似是：老的管不了，只能管你们了。从这些事情上看，中国的事总是得一步步的来，代价也是要付的。
201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奥成功，当夜在大讲堂门口庆祝的我绝对想不到七年之后会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参与组织一场力挺北京奥运反对分裂的集会。当年雅典奥运的火炬传到北大的时候，桑兰还算北大的学生，还没有走上高调维权之路，而是静静地拿着火炬坐在轮椅上，未名湖畔一派祥和。谁又能想到几年后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在欧美国家竟变成了那样的不堪回首。可以说，多事的2008年是对我们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有极大教育意义的一年，在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的汶川地震更是让我们的感情严重透支，很多人到那时才能真正体会到2001年的911事件对于很多美国家庭的伤害。类似的灾难其实我们在2003年“非典”时期就已经开始体验了，危机处理和信息公开成为了中国政府最需要学习的东西。当年“北京人”叁个字在全国一度成为危险的代名词，我还记得当年隔着栅栏和关在校园内的女友挚手相望的场景。
行走
在北大读书的四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却是两次与猴子结缘的活动。第一次是我们一批选修保护生物学的学生跟随潘文石老师，到广西崇左的白头叶猴保护站进行考察。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在野外接触野生动物。那次经历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要保护野生动物先要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道理。另外我用一个最普通的相机拍到了一个猴群的全家福，至今引以为傲，从那以后逐渐走上了摄影的道路。有趣的是，潘老师的学生由于常年在野外，好像个人问题基本都在本专业内部解决了。
熊猫爸爸，潘文石
第二次是毕业的时候跟随痴的绿色生命协会去湖北神农架考察金丝猴的觅食路线。同样，在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中如何理性的抉择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林区有些地方退耕还林后一无所有的贫穷，但是修建妨碍金丝猴觅食的滑雪场真的对改善那些贫穷有作用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区政府为了招待我们这些打着保护动物旗号，潜在和他们作对的学生，特意准备了各种“圈养”的野味。那次旅行让我见到了这辈子认为最美的景色之一：那是一天天色渐暗的时候，深蓝的天空中点缀着点点星光，一朵白云从大山阴影后露出一个角，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这时突然云朵里闪出一道闪电，只有闪电没有声音，点亮了整个云朵。这幅图景让我想起我们的带队老师严康慧，安静的外表下，拥有一颗闪耀的心。她当年放弃德国的事业在神农架的森林里跟踪研究金丝猴十几年，是真正的北大人。
学业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回忆了一下大学四年上过课程的种种。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即使这些年来都还在搞学问，大学本科时候学的大部分内容还是都还给老师了。不过看看当年写的小论文，不由得还是心存敬仰，很多已然完全看不懂了，一种“貌似我当年还挺牛的”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是同时又在想是怎么落魄到目前的光景的。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迁怒于他人，但是这个时候没别人可迁，只能恨自己的海马体不争气了。有时候想想，半瓶子醋并且无畏得逛荡着也挺好的，至少能让你有自信表现相对美好的自己。有些人说教育最根本的东西是把所有知识忘掉之后剩下的那些，其实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不会从事学术科研工作，但是科学和人文的精神是大学应该培养的，也不是光说说就可以的。坦白地讲，北大的教育和国外一流大学还有一定差距，尤其在对学生的激励与研究能力的培养上有所欠缺，同时课程太多，各种其他活动也多，阅读和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少，老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也较少。不过北大给有主动性的学生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相对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记得当年曾经抱怨我费了半天劲写的小论文不被重视，老师说看却一直没看。现在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才发现，其实给每个学生认真看论文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
当时的叁角地
我特别要感谢周北海老师，是他借给我的一本书使我打开了逻辑之门并踏上了留学之路。当年辅修经济学双学位的时候，奥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上了他的课后我才知道大量阅读并跟进最新文献的重要性，还记得我做完报告他起立为我鼓掌的情景，非常鼓舞人。一晃毕业已经七年，自己终于也当上了班主任，而现在的学生也和当年的我们有着不少区别，他们当中很多不知道叁角地为何物，他们选择更多但也要应付选择带来的压力。看着他们，就好像自己又重新过起了大学生活，很有意思。
北大人
在北大1998年百年校庆的时候，江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清华大学在2011年百年校庆的时候险些“被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实两校的整体实力距世界一流还有不小的差距（排名靠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优秀毕业生带来的较好的同行评议），但是单就两校的本科生资质而言，绝对具有世界（超）一流大学的水平。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讲，北大的文凭和强大的校友人脉对他们的后北大生活是同样重要的。前些年，身为一个漂泊在外的北大人，感觉最亲切最谈得来的还是北大出来的朋友。我在荷兰的时候手机的通讯录总是不够用，所以加一个人就删一个人，其实也挺好，因为很多人对你来说都是过客，但是来自北大的同学即使很少联系也不会删掉。
现在再翻看当年叠叠厂上的发信纪录，看到那一个个人是怎么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的，很多人还在，但是滨顿没了，也有个别的连人也没了。当然，在物是人非中既有伤感也充满了各种巧合：以前她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朋友；多年前只通过一封电子邮件的两个人竟然最后成了同事；最巧的一次是荷兰留学的时候在网上碰到一个人，之后发现他住在自己的楼上，再之后发现他也是北大的，最后发现我们以前就认识，重新又做起朋友了。你总希望那个陌生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下一个熟悉的起点。
毕业七年后再回到北大，我最爱的鸣鹤园没水了；未名湖底的“诗人”可能都在前些年的枯水期死光了；偷看月亮和情侣的理教楼顶也不让上去了；新入校的学生已经不知道三角地到底为何物；没有了当时的那双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临湖轩附近的松鼠了。虽然我更怀念那些good old days，但是我心中的北大没有变化。我很欣慰自己能再一次成为了他的一部分，为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耕耘一块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