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是一个相对“大雅”的名字，这里有戏剧、有电影、有讲座、有“十佳”，每天都上演着各出“好戏”。其实，百讲在北大仅仅屹立了18年，它的前身是北大学生生活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大饭厅。
1952年院系调整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由沙滩旧址迁至燕园。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清华、北大、燕京叁校调整建设委员会在今天百年讲堂所在地上，建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学生食堂。它们见证了那个时代柴米油盐的琐碎、轻歌曼舞的闲适、又或是风云际会的诡谲……
我们的青春是饥饱与苦乐
1950年代，北大的伙食曾采用供给制，学生吃饭不用付钱。大饭厅里学生分桌而食，每桌八人，一人一碗菜。伙食分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如果足够幸运，旁边桌无人落座，那么还可以再多享受一份饭菜。
1956年以后，学校开始实行饭票制，当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每月最低可领14元5角，其中12元是伙食费，2元5角零用。
饭票的规格，有一两、二两；菜票的规格多样：甲菜一角钱，乙菜八分钱，丙菜六分钱，丁菜四分钱。校友回忆道，五十年代末北大的伙食很好，甲菜中有不少肉食，丙菜如虾皮炒小白菜，丁菜里拌酱的凉菜也挺好下饭。大饭厅还给饭量较大的同学开辟了“包伙区”：副食自备，主食管饱。一位1965届数学系校友认为，“大跃进”中北大尚有如此饭食，恐怕是全国“‘饿着肚皮’支援北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结果。
（北大学一食堂粮票）
但当困难时期的阴影真正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大饭厅的叁餐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
主食里馒头米饭越来越少见，杂粮渐多；副食取消了甲乙丙丁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只有菜叶，连豆芽也少有，更别说荤腥了；原来无人监督、自觉交付的饭票，换成了按量划格子、便于控制的饭卡。此时早饭叁两、午饭四两、晚饭叁两的定量安排，让不少人难以忘怀。
粮食如此珍贵，浪费的行为绝不能被容忍。校刊上时常刊登声讨浪费、疾呼节约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节约小故事：主人公法律系周龙祥在大饭厅吃完饭后被同桌者叫住，对方指着桌面严肃地询问他来自什么系。他看到桌上自己吃饭时掉下的米粒，心里非常惭愧。于是他将饭粒捡起来吃掉，认真地保证下次绝不浪费一粒米，“那同学笑了，我也感到愉快”。
好不容易捱过了艰苦岁月，学生的伙食标准提高到了每月16元。可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北大学生们各出奇招：有人用“褪色药水”褪去饭卡格子上的划痕；有人开荒种菜挖菜；还有人从落叶中提取叶绿素掺在面里，蒸出的绿色馒头“质量双增”……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是那一代人泪中带笑的共同记忆。
我们的青春是铁与火
建校以来，北大常立于时代风口浪尖。大饭厅连接着宿舍和教学区，整日熙熙攘攘，是校内外信息交换的枢纽，理所当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校长在大饭厅演讲，掷出了“新人口论”这枚炸弹：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选择。老校长赢得一时叹服，却在随后政治风向的转变中遭到长久而酷烈的批判。
他在燕南园63号的住宅被大字报糊成了又大又厚的硬纸壳，连窗户都被封死了，门洞也被贴得只剩半米高。年届八旬的老人住在硬纸壳子里，每日从逼仄的门洞中钻进钻出，乘上同样被大字报糊满的专车，形同游街地去往一个又一个批判他的会场，承受日复一日的侮辱谩骂。
（马寅初讲人口问题）
1957年5月19日，历史系学生许南亭在大饭厅灰色的南墙上，贴出反右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校团委对于北大出席共青团叁大的代表究竟如何产生。
紧接着，无数大字报迅速糊满了大饭厅的墙。火焰般的红色大字报点燃了学生们激奋的心，他们把大饭厅的桌子排在饭厅南门外的空地上，一抬腿迈上去即慷慨陈词。占据制高点者捶胸顿足，跳上跳下，往往与桌子一起倒仆于地，此时便马上有人占据第二张桌子。一晚上的功夫，大饭厅就损失了十余张餐桌。
1966年5月25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以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署名发表《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全国性的动荡和风波中，北大艰难维持的平衡逐步滑向不可抑制的造反狂潮。
（大饭厅东墙贴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革期间，饱受摧残的不仅有科学艺术，还有民主法制。直到1980年冬，停滞了14年的全民民主选举才再次开启。这次，北大饭厅成为了一个选举会场，现场布置得很喜庆，广播里不断提醒选民有关投票的注意事项。北大老教师杨富绪回忆道，当天他因为有事耽搁，到达饭厅选举现场时已接近晚上12点，但他还是赶上了投票的“末班车”。
我们的青春是自由与远方
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用毛巾和带子缝成“饭包”，内装饭盒，挂在书包上。一大早，大家便拎着吃饭的家伙急匆匆赶向饭厅。还有人干脆端着玉米糊糊径直走向教室、阅览室抢座位，路上不时有清秀女生旁若无人地往嘴里送饭。
楼里则自然形成或长或短的队列，端着碗等着教室开门的学生沿着楼梯一直到楼门外。有的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单词卡片，在啜饮的间隙念念有词。饭菜简朴依旧，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成了这时最美味的佐餐佳品。
（80年代的饭厅）
大饭厅自从建成起就没有座位，北大人吃饭必须带上小凳，否则就要蹲着或站着吃饭。这种设计将它的附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校园里真正的礼堂在原燕大的办公楼里，小而容量有限。每逢大型会议、放电影、文艺汇演和舞会，大饭厅就任起了礼堂的兼差。
十年动乱后，文艺悄然复兴，大饭厅的舞台迎来一批批艺术家和文化讲座。崔健尚未成名时曾在学二食堂演出，彼时观者寥寥，空气里只余饭菜的味道；但一年后他在大饭厅再度扛起青春的大旗，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几乎掀翻了顶棚。
（崔健的青年学生歌迷）
大饭厅的西端有个不小的舞台，放电影时幕布就悬于其上。五十年代放的电影多来自苏联东欧，也有颇为“捆手捆脚”的国产片，不为宣传教育而放映的片子很少。八十年代后，风气悄然改变——从名作经典、卖座热片到先锋前卫，大饭厅放映的影片无所不包。大饭厅里的电影票价低廉，又是学生们难得的娱乐活动，因此每到放映日门口便排满了自带方凳的学生。
（大饭厅电影票）
周末夜晚的大饭厅里则是另一番暗潮涌动。“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
这是在大饭厅举办的“廉价”舞会，1982届中文系校友张曼菱回忆，“最初的舞会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不过，在那个由诗歌和理想烹成饕餮盛宴的年代，诗人才是校园里最抢手的宝贝。大饭厅里最火爆的莫过于诗人见面会。每到这时，大饭厅里早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台下翘首盼望的脸上带着年轻稚嫩的激动、陶醉。顾城、北岛……这些璀璨的名字在简陋的大饭厅里刻下华美的印痕，也把理想的光芒久久映在每颗心上。
直到现在，顾城已死，北岛流亡而归，这个地方抹去了诗歌的一切，唯有未名诗歌节阴错阳差地仍在如今的百讲、当年的大饭厅举办，像是一场跨越漫长时空隧道的问答。
落幕：走向世纪大讲堂
1983年，原来的大饭厅改建为大讲堂，条件依然简陋：一色青灰，大门破旧，东墙上漆着大字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1996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到北大大讲堂作报告。当时，1983年修葺的顶棚已十分脆弱，正在李岚清报告时，顶棚忽然掉下一块块土片，在场众人一阵虚惊。讲台上的李岚清不经意说了一句：“这个礼堂也该修一修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7年6月，在老饭厅的旧址上，一座新的世纪大讲堂正式动工。1998年，时值北大百年校庆，这座“百周年纪念讲堂”正式投入使用。
大饭厅目睹过无数北大人的青春记忆，成为那段历史中北大校园文化的缩影。北大人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会、舞会、演讲……那一代人的青春激昂里总是伴着饭香。
“每次我走进世纪大讲堂，总是百感交集。既怀念我童年在这里渡过的难忘时光，又为它的日新月异而骄傲自豪。”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在自己博客里这样写道。
每一次落幕，搅拌着旧人怀念的叹息，也必然牵扯出又一段集体记忆的开场。有一天，当讲堂也成为故事的时候，会有人去写那些拿着包子骑着车从讲堂前呼啸而过的少年，同饭厅的45年一样，以回忆的形式，等待新的开场。
（百周年纪念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