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松：沙滩旧事
从1951年到1955年，我在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上学。1951—1952学年是北大在城内沙滩最后一个学年，也是北大解放后开设德语专业的第一个学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大首届德语专业就有学生四男一女，教师队伍很强，两位名家冯承植（冯至）、田德望，一位奥地利的讲师蔡思克。现在一般谈起母校北大往往是未名湖、博雅塔，在我的北大生涯四年中尽管有叁年是在未名湖畔度过的，但在我心中居首位还是是我终生难忘的沙滩旧事。
沙滩北大面积不大，还不连成一片，我的宿舍叁院离沙滩还有一段距离，倒是红楼、民主广场、北楼、图书馆、灰楼连成一片，不远还有理学院和地质馆、工学院、医学院不在一起，楼也不高，但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血书“还我青岛”的壮举就发生在叁院礼堂……“忠诚老实运动”是在思想改造、叁反运动和复课后进行的。
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同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和沙滩（故宫的东北）红楼（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官方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自京师大学堂成立、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惟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
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中规定全国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则认为全国可设多所大学，但暂先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中国地大民殷，照东西各国例，非各省设立大学不可。今先就京师设立大学一所，以为之倡，俟将来各学大兴，即择繁盛重要省分增设，并以渐推及于各省”。
蔡元培改革北大
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担任校长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蔡校长一生清廉，从未置办过产业，一直租住他人的房屋。如今，随着时光流逝，这座本已十分简陋的宅院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很难想象，一代学界泰斗曾在这里筹划着北大的未来。
1918年的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坐落在东城区的沙滩，而她的前身是创办于百日维新期间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光绪皇帝曾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她成为一所培育近代人才的高等学府。但是，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却打破了光绪的维新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逃离北京，“戊戌六君子”被斩杀菜市口，京师大学堂也被顽固派把持，演变成为培养封建官僚的机构。开办伊始的京师大学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很多学生甚至还是官员。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历史系王晓秋教授回忆说：“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都这么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因为学生都是老爷。在清朝，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忠君尊孔”，虽然民国时期做了些改变，但民国初年的北大仍然保留了不少的封建气氛。
在民国初年，许多人仍然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将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的阶梯。因此，北大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北京城内颇有些“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实际上，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曾经多次考察欧洲的教育现状。他发现，提倡思想自由是欧洲各大名校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北大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是进士、翰林，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在解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时候，引用了《中庸》的话，他说：“我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可以用《礼记?中庸》里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下，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诸多各擅所长而又个性迥异的着名学者。既有像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这样的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也有胡适、高一涵、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思想激进的人物。
据郭建荣讲，进德会分为叁种会员。甲种会员为基本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娶妾。在这叁戒之上再加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就是乙种会员。然后再加不做官、不当议员，就可以做丙种会员。因为蔡元培是发起人，所以北大教员、职工、学生大约一半以上，四五百人都参加了进德会。1918年即将过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仍然在忙碌着。12月10日，他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比较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剑桥、牛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等等的校长当中，在某个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能够领导一个学校，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本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宅院，但是，几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却使它突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秘密获得有关巴黎和会的一个惊人消息。原来，正在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接到密电，命令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意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特权全部让与日本。蔡元培闻讯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到家里通告情况。然后，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5月3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自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这样一段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40年香港病逝，毛泽东挽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他一副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