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考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中文系时，杨晦先生是系主任，也是我在北大见到的第一位向往已久的知名教授。入学不几天，第一次同新生见面讲话的就是先生。他个子不高，明显的东北口音，态度和蔼热情，我至今还有清晰的印象。
当年杨先生给我们讲“文艺学引论”课，也就是文艺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他讲课的风格同当时给我们讲课的魏建功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严格的固定程式，在一个大主题下，有时讲到哪算哪，常常有精彩的即兴发挥，但这些引人入胜的讲解大多是他多年治学、研究的心得或人生的体验。只可惜当时自己的基础差，理解不深，有时还认为先生讲课条理性不强，不好记笔记，担心考试不好复习。总之，当时较幼稚，从学识上想得不够，对考试关心较多。我后来常问自己，如果当时能很好理解并准确地把先生当年即兴发挥的心得体会记下来，今天准是一部很好的文艺学术随笔。先生忙于教学、行政和社会工作，所以着述相对较少，如把一本完整的课堂笔录交给先生去审改，然后出版，岂不可以出一本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先生的学识和见解的难得的书吗？这自然只能是一种遗憾，一种念想而已，因为当时没有速记和录音，这是永远不可弥补的了。
1953年底，我查出有肺结核，需要休学治疗。因我父亲去世早，家里主要靠母亲和亲友的支持维生。所以我如休学回家会有很大困难，希望留校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当时像我这样情况的还有两位，申请到学校的“肺病健康促进会”（简称“肺健会”）去住，这是设立在未名湖畔的才斋和德斋专门为在校患有肺结核的同学养病的地方。学校照顾患病同学在这里一边治疗一边学习，病愈后回到各自的班里去。现在有大家知名的专家学者，如哲学家李泽厚、考古学家徐苹芳等，就在“肺健会”生活过。我认识周海婴同志也是在“肺健会”，我到“肺健会”后住在才斋二楼他的斜对面。这自然也是当时国家在困难条件下对北大在读生的一种特殊爱护了。但学校有关部门因“肺健会”容量有限，不批准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去“肺健会”，不久即书面通知我们，限时离校停止供给助学金，即不让吃饭要限期回家。于是有同学提醒，怎么不去系里找杨晦先生反映你们困难的情况？
我们是来自四川偏远小地方的学生，去找大学者、系主任谈这样的事情，实在有点胆怯，也不敢张口。直到限期离校的前两天，不找不行了，才硬着头皮去系里找杨先生。心中忐忑不安可以想见，因为不知先生会说什么。杨先生耐心地听完了我们的困难和希望后，特别是我们说到后天就要停伙了时，先生激动起来，说今天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于是说到他当年上学和流亡中的艰难困苦，但他说那是旧社会、国民党时代，现在你们有困难我尽量帮你们解决，并安慰我们不要着急。随即吩咐系里一位同志去和学校有关部门联系。先生亲切的关怀和照护，让我们感到亲人般的温暖，也是我们原来很难想象的结果，所以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同时我也看到先生在动情中，说今天不能这样对待学生时，饱经风霜的他也泪痕满面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杨先生那天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却至今没有淡去。
我后来想，杨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童心般的心灵世界，看到自己的学生遇到困难，也就自然地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致动情地流出了眼泪。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先生是性情中人，很富于激情，很容易动感情。我们毕业时，先生给我们宣布分配名单。宣布前先生把现在我们毕业国家包分配工作，同他当年毕业就失业，到处找工作，受人青白眼等情况对比，说着说着先生就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大家心灵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和涤荡，我们班没有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并且大多希望到内蒙古、新疆等较艰苦的地区去工作、创业。
后来在同学们的传闻中知道，五四运动时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据说率先翻窗进去的5个学生中，个子瘦小冲在前的就是杨晦先生。具体情况怎样，没有进一步去研究了解。但杨晦先生的形象在我们学生心目中自然就非同一般了。
杨晦先生的教诲可能大多已经融化在自己的整个知识和记忆中了，分不出什么是专属先生的培养了。但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我脑中永不会忘，它始终体现着北大博学的精神，指导着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系统性和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先生一直坚持倡导的“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论。以先生的系主任身份，以先生文艺家的专业特长和成就，以先生老革命家的地位，只有他，也许只能是他发出这样宏论才是最合适、最有权威性，也就最能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语言和文学课。从理论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永远离不开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但杨先生的心中，语言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民族的特殊标志，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集中表现。杨先生认为中文系就是语言和文学两根支柱，学语言的要重视文学课，学文学的要学好语言课，只有广博、只有根深才能真正培养出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
这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最早的校训开头两个字就是“博学”。这也是有远见的学者的治学、治校、治系的指导思想。北大能培养出在学界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能做出很大的成绩，我想同杨先生这种思想的培养和熏陶是分不开的。当时的语言课有王力先生的汉语史、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这些课应该说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学者开设的很有特色的课程。这些语言方面的主要课程，要求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必须学。自然语言专业的同学也要学好文学方面的主要课程，如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和王瑶等先生分段开设的先秦到现代文学史课等，这是不会有人抵触的。文学专业的部分同学对杨先生对于“有机联系”的思想可能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所以在北大学习的几年中，我不止一次听到杨先生阐述他的“有机联系”论。
“有机联系”论，系里的老师们大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深知二者的关系，深知语言学对学文学的人在他们成长发展中的影响。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大师，他既搞创作、写杂文，也搞文学翻译；魏建功先生创作了不少诗词，对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就是平常除治学着述外很少涉猎其他事物的高名凯先生还酷爱绘画，收藏古董，翻译了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这里仅说到我略知一二的语言学大家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研究。实践说明，杨先生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这样说呢？我的北大同班学长袁行霈教授，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是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现任北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史馆馆长。他的成就不会同杨先生的主张没有关系，且不说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中的受益，就“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对他研究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来说，一定会给他许多必不可少的教益和启示。
北大人才辈出，大师级学者出了不少，北大有博学的传统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北大文科系统的先辈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高深学养，就是跨学科的理科中也不乏精通语言文字的大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着名热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先生在西南联大学物理却旁听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后来留学英国回北大教书。杨振宁先生就是他的学生。20年前，王竹溪先生就编出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广博，释义也很考究，学术含量很高。可能由于检索不十分方便，以致流行不广，如能改进查字方法重新出版，当极大地嘉惠学林。我想这就是对北大博学精神的最好说明。
必须有广博的学识基础才能学有所成，但在当年所谓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整改等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中有人借机发难。有一位同学给杨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挂在系里很显眼的地方，题目叫“杨晦的有‘鸡’联系论”。画了两本大书，一本名“文学”，一本名“语言”，上面站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书上，一脚踩在“语言”书上。人们看了除觉得好笑外，不少同学并不以为然。我想写大字报的同学很有想象的天才，但用错了地方，想来他当会因自己的无知而后悔的。
正因为受到杨晦先生这种教诲，所以我在后来从教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中，都牢牢记着文学、语言不分家的道理，忠实地宣传它、贯彻它。我认为这也是北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扬继承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优良传统正是对老师的最好纪念，也是对老师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我想今日的北大中文系当会更好地发扬这种精神。
杨晦先生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学者，他的事迹和成就自应有其他学长学弟们去撰写，我只能回忆先生的这一点教诲。这件事在我心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终于拉杂写了出来了却夙愿，也是对先生一点小小的怀念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