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编撰并出版了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热心的读者想当然地目为“校史专家”。对此，我从来都是敬谢不敏。原因是，我之谈论北大，纯属“业余爱好”。大概是出于对日渐强大且无所不在的“专业化倾向”所带来的弊病心存疑虑，我更愿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持“爱美”（补尘补迟别耻谤）的心态发言与着述。不想将自己的思路与职责定位为“宣传北大”，而是既引以为傲，又保留自我反省乃至批评的权利与义务。当然，也不无将北大作为思考当下中国教育及思想文化状态切入点的意味。若如是，与因职责所在只能“扬长避短”的校史专家，不可同日而语。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种既喜欢谈论“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于反省与质疑，其实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征。
在我就学或访问过的众多国内外大学中，对母校有强烈认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师生那样，喜欢借谈论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托情怀的，却不多见。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着名学者等，而是流传在口耳间、充溢在空气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北大精神”。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最表面的一点是，北大人推崇个性与气质，在专业成就之外，颇有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倾向。这既是其优势所在，也留下不小的隐患———起码容易给人“不合群”的印象。
面对众多有关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讥评，我从不申辩，因这大致符合事实，但又不便“有则改之”。“心高气傲”与“志向远大”，其实很难截然分清。锉钝了北大人的锋芒，你还能指望其“铁肩担道义”？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来科学研究中不时突发的奇思妙想？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标准化教学而“取长补短”，让不同性格与才情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需要名师之襟怀坦荡，更需要作为整体精神氛围的“兼容并包”。这种山高水长任其发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庶几近之。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句颇有影响的“大话”———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又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难以比拟的。这是因为，北大伴随着一个东方古国的崛起而崛起，深深地介入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以培养人才为主要职责的大学来说，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里如此大显身手，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而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传统，以及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的远大志向，在我看来，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而完全失落。
我是博士生阶段方才进入燕园的，初次听到北大人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如何如何，感觉很不舒服。久而久之，我逐渐体会出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说这句话时，更多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抱负，而非居高临下的排他。我甚至变得喜欢起北大学生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来。试想想，天底下还有什么地方，比大学校园与青春年华更适合于写诗与做梦？而没有了梦想与诗，这世界将是何等乏味！
认同灵动变幻的“北大精神”，但不迷信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权威，这是北大人有信仰而又多怀疑的原因。北大百年庆典时，曾有不少记者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面对此类热切的追问，我从来都是答非所问，转而介绍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构起来的。不承认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蕴涵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而且，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传统不应凝固不变，北大精神更有赖于一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认同乃至赞许年轻学子谈论“我们北大”时得意的神情———那与其说是夸耀，不如说是承担。
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观，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