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 年考入清华学校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四次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主编《中国文化论丛》。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上、下卷)、《文艺复兴史》、《西洋史》(上、下册)，以及英文著作《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1916年11月17日，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把两首五言诗抄寄胡适，让他猜出自何人手笔。
《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 已映清溪水。”
《风》：“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 鸣飙落松子。”
胡适答道：“两诗皆绝妙，深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况味……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这位“陈女士”就是后来任鸿隽的夫人、胡适的知己，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一位杰出的女性——陈衡哲。
开文坛新风的一代才女
陈衡哲生长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而在家里，对陈衡哲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庄思缄。从见多识广的舅舅那里，陈衡哲了解到了西洋的科学和文明、西方女子的独立精神。这激励了陈衡哲日后反抗包办婚姻而毅然离开家庭，寄居于姑母家中。天资聪颖的她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留学美国，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后又进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获得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写文作诗，才华横溢，很快以中国才女着称。前面摘录的两首诗便作于此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电聘陈衡哲回国任教。她应邀归国，在北大开西洋史和英文课，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陈衡哲最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在于文学方面，她的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她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最早创作白话小说的女作家。她还是第一个在异域背景上反映异域人民生活的作家，是新文学的第一位女诗人，中国创作童话的第一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1917年，也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发表的前一年，她就已经以“莎菲”的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了初具小说雏形的白话作品《一日》。她最早的白话诗歌作品《人家说我发了痴》， 见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她的第一篇知识童话《小雨点》，刊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童话小说，比叶圣陶的童话处女作《小白船》早了一年半。陈衡哲在其作品中，抒发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 中卷》中这样写道：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其实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是有贡献的。那个时候力倡白话文的胡适后来感慨地说：“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小雨点? 胡序》）
陈衡哲于1920年夏归国，作为这时期文坛上不多见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既带有五四早期一代新人摧毁封建樊篱，向一切陈腐宣战，迎接崭新生命的欢欣和气势，又有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隽永。她的小说，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初期创作的面貌和特色。1918年至1920年间，陈衡哲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夫妻》、《小雨点》、《波儿》。1922年至1926年，陈衡哲相继创作了《巫峡里的一个女子》、《络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小说。继《一日》之后，陈衡哲便迅速将小说题材范围由身边的校园生活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用小说去关心现实的人生，揭示社会真相，表现“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小雨点》集中的作品，大多将“至诚”的情感潜藏于作品的人物与情节的叙述描写中。童话的轻灵与寓言的启示性以疏离现实具体问题的方式抵达了对人生的超越性思考， 从而形成了五四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们无疑为拓展五四小说的题材领域作出了贡献。《小雨点》集中的作品形式灵活多样，它们既体现了“五四”小说创作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基本方法， 也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小说的大胆追求和实践。
陈衡哲的“问题小说”在思考社会人生、妇女家庭问题时，极少同时期女作家的自叙传色彩，取材更为广泛，也具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就像阿英说的，“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作为觉悟的知识女性，陈衡哲曾对妇女的一系列问题作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刊于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上的《络绮思的问题》，显示出陈衡哲小说创作在思想深度和境界上的长足进步。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已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具体的社会问题，而进一步将哲理性的内涵融入在小说中，从而体现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理性的把握。陈衡哲通过女主人公的故事，对现代知识女性爱情与事业的矛盾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哲学的高度给予审视和概括，并作出了艺术化的反映。而与此同时，作者还通过络绮思对贤母型的女性马德夫人表示了敬重与赞美。显然，作者在肯定拥有事业上的奋斗和成功的络绮思的同时，并未排斥贤母型的女性。作品中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女性的思想和性情、能力因人而异，她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是走向社会追求事业，还是留守家庭专心母职，只要是有益于人类和社会， 能体现出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就是值得敬重和赞美的。
陈衡哲曾经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物。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他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小雨点? 自序》）陈衡哲的小说，既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体现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宽容的艺术态度。在明确的“为人生”的艺术态度支配下，历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又促使陈衡哲在作品中大多冷静而客观地描写社会，反映人生。在艺术形式方面，陈衡哲的小说同样表现出了活跃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探索的勇气。她的小说并不着意叙述事件过程、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将小说重心落在人物情感的发掘上或对事件意味的感受上，造成抒情的效果。注重对情感的挖掘体验，而不重视外部事件的把握是陈衡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显示了五四小说注重写人的艺术倾向。
视角独具的史学家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衡哲享有的地位甚至比她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要高，而且对于她自己来说，更为喜欢和擅长的也是文学，但陈衡哲的本行还是史学。尽管她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著述也不多，但价值不容忽视。蔡元培校长聘请她为历史系教授之后，她讲的中国古、近代史有声有色，讲出了民族精神，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我的入手的方法，是先用独力编一部《西洋史大纲》，作为基础；然后再藉教书及自己研究的机会，去续编以下的几种书——有的独力可成，有的非合作不行——《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欧亚交通史》，及《白种人势力扩张史》。”（《西洋史? 原序》）
《西洋史书影》
陈衡哲著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成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人， 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为，和与他有关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 工业，农业，文学，美术，科学，哲学， 以及凡曾帮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种种势力。我们不但要研究这些势力，并且还要了解他们的原因和效果。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特别的性质，是某种人、某国人所专有的；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西洋史? 导言》）
陈衡哲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中，唯一的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场去论述历史进程的人。这种历史教科书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论证上的“女性”视角，反映了陈衡哲史学研究中独特的价值导向和历史解释。这种价值导向表现在，主张关注女性的历史，关注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于此主张全面地重新解释历史。虽然陈衡哲视文艺复兴造就的一批女学者为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驱，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也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态度，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她在教科书里这样写道： “人们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它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这个理由很是简单的，因为，第一，政治上的活动，不过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动，并且不是人生活动的中心点。其二，参政权的争得……仍不过是一件比较肤浅的事。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以热心妇女运动者的最大责任，即是去帮助我们的青年姊妹们，使她们能发挥她们各人的天才于最适当的道途，至于参政运动却不过是这些道途中之一罢了。”（《西洋史》，第301页）另外就是贯穿始终的反战思想。她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化的复活孕育出近代欧洲文化，“由此可知，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西洋史》， 第57页）。全书最后一章结论部分预测“新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竞争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其结果将关系到现代文化的生死。
陈衡哲认为历史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和同情。历史的范围很广，但是不能把所有人类在空间里和时间里的一切思想事业都当作历史看待，历史学家要从中整理出一个历史，整理的方法是根据于历史观念。作为历史学家，陈衡哲的治史态度是严谨和认真的。她十分注重史实的真确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学家应有的批判精神，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以公平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去寻求历史上的真实事迹。她又很重视历史的借鉴价值。作为一名早期在欧美接受过现代史学正规训练的留学生，在西洋史研究方面有着专业造诣的学者，陈衡哲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和世界史研究中起了一定作用。
争女子解放的贤妻良母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曾发表陈衡哲的一首诗——《鸟》，诗中这样写道：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从中我们不难读出陈衡哲对个性解放和自由追求的强烈渴望。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数千年， 女子所受的压迫尤为深重，五四运动带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前代，陈衡哲就是这一代新女性的杰出代表。但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上还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当时的知识女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完成对既定目标的追求，需要付出比男子多几倍的努力和艰辛。
青年陈衡哲曾经抱独身主义，她认为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女性来说，事业可以成为她生命的中心。陈衡哲坚持独身29岁才与对她始终不渝并不惜叁万里赴美求婚的同学任鸿隽订婚；1920年，陈衡哲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大学女教授后，年叁十岁方才完婚。她年轻时拒绝缠足、反抗包办婚姻和力争求学。她没有传统妇女婉约顺从、多愁善感的性格，而有刚强不屈、坚持原则的个性。
“五四”期间，陈衡哲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注， 并发表了许多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比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子女教育的问题。陈衡哲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才智与情感全面发展的现代女性，她的妇女观是建立在现代民主主义思想上的妇女观。陈衡哲既把女性看作是与男性同等的人，又能肯定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心理特质，并把妇女解放定位在“平等的发展个性的机会”上。
陈衡哲和丈夫任鸿隽
“为了这个男女平等的个性，我们便不得不要求一个女子发展个性的平等机会，一个在教育上，环境上，以及职业上的平等机会。”“我并不是相信女权高于一切者，我也不相信智愚贤不肖的分类，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性别作为标准的； 故我不愿把男子看成妇女的敌人。”“并不是说,每一个女子都须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或做同样的事业。我们不要求这类数学式的平等。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与男子平等的发展个性的机会。”（《衡哲散文集? 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陈衡哲对于“贤妻良母” 的观念有这样的理解：家庭的事业是可敬的，虽然家务辛劳，牺牲很大，但做贤妻良母的人，都是无名英雄。她以为母职是一件神圣和特殊的事业，所以为人母、为人妻的，应当尽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并由自己做模范，以培养儿童的人格。女性在服务家庭的同时，也能发展个人事业。因为“凡是靠了体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绩的工作， 都可称为职业”，“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衡哲散文集? 妇女与职业》）她在散文《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对女子教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女子教育是“几千年来奴性的铲除”，“是独立人格的教育”，是“帮助她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从牢笼中跳出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她认为“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陈衡哲不单在文章中指明中国妇女解放的必要和途径，更以身作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陈衡哲正当事业辉煌之际，她却毅然辞去教职，为的是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出去, 做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三个孩子。据说，她当年作出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关系，她突然醒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这话出自一位“五? 四”时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口中，与“推动摇篮的手即是推动世界的手”出自一代天骄拿破仑之口，同样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从陈衡哲那一代起就是尽力兼顾社会角色与贤妻良母的责任的。
坚贞不渝的爱国者
作为一个生长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陈衡哲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受离乱之苦，目睹外国的先进。她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923年，陈衡哲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份责任。”正是抱着“改造社会心理”这一明确的功利目的，陈衡哲以其特有的目光关照社会、过滤人生，进行文艺创作。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了《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认为应该走的是“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得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1935年，中央军入川，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先生夫妇正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才到僻远的四川去工作的。入川后，陈衡哲在四川大学教授西洋史。她以为，当时四川的大症结“其实还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方面”，对此，她说，政治的改造并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 暂且不说；社会意识的改造却能说不是教育界的责任吗？陈衡哲并不是只说或是只写不做的。到成都后，时时有青年给她写信求见，除了生病，她从不拒绝他们。
“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多次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阴谋，阐述“多难兴邦”的哲理。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之际，陈衡哲夫妇却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们立志为国家效力，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与同胞，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机关头，每个国民都应该牺牲奉献，贡献一己所能。“假若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与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驭了。”（《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一代才女陈衡哲，她的创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她更是新时期女子解放的先驱。作为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是北大为之骄傲的人物。
本文节选自《北大的才女们?陈衡哲——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