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北大回忆》
作 者：张曼菱 著
出 版 社：生活·读书·新知叁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4-01-01
内容介绍：
《北大回忆》是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作家张曼菱回忆北大生活（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的新作。该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北大的领导、老师、同学等各种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描述生动、人物鲜活，传达了作者体验和理解中的独特北大，为了解那空前绝后的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以及北大的风格和传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也可从中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书中有各种着名人物，有同学间大大小小的冲突，有作者自身性格带来的戏剧性，可读性强。
本书缘起于2007年作者与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谈话，谈话中，季先生鼓励她像《浮生六记》那样写一本《北大回忆》，回顾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岁月。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张曼菱收到来自季老的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张曼菱被深深打动，“他已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词了。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作者介绍：
张曼菱，云南华宁人氏，中国当代着名女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社会活动家。
青年时代曾在云南德宏傣家边寨当知青，1978年考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中文系，1982年以“文科论文第一”的成绩毕业，到天津作家协会做专业创作。在校期间即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时轰动京华，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被誉为中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成为一代人心灵的丰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到好莱坞进行学者访问，在美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名动东西海岸。是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曾深入新疆地区考察民间文化，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发表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着来唱着去》等，名动天山南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海南创办文化公司，为海南省制作首部电视连续剧《天涯丽人》，热播全国，掀起第二次“海南潮”。获海南“开拓”奖。
近年来出版随笔集《北大才女》、《中国布衣》，风行大江南北；以深邃之笔墨记录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是为中国“布衣文化”的旗帜之作。
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海内外联大校友所认同，获北大、清华、南开叁校高度评价与认可，已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此片昭示与抢救了中国民族文化史上重要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序：“值得回忆”
2007年11月进京，参加在清华园举办的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携所编撰之《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到“五棵松”，探望季羡林先生。
先生说，“这事很有意义”，指我多年来在做的寻访联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只有零星文章，没有完整地写过。”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问先生：“怎么写？”
答曰：“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其实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而牵念之情油然。
他对杨锐说：“拿纸来。”遂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他写道“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他已为我的未竟书稿题词了。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叁十来年，风雨如晦，光明时现。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着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对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床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当大学与“考试选拔”制度在文明古国中断达十年之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又提出了“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意味着古老的民族又恢复了它的传统与生机。
那数千年在中国大地上川流不息、滚滚向前的人才洪流又开始集结和流动。龙的脉博跳动着，民族的希望和生机，随着这股年青的人才洪流在集结涌动，流向一个“为国所用”的渠道。大陆中国重新构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制度不止是“恢复”，而且取消了建国以来各种所谓“政审”以及各种“政治推荐”等等藩篱，只以“分数”，作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来招生。
如果只是延续建国以来的培育制度，像我，和许多人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有很多“潜规则”阻拦我们进入第一流的大学。
我的祖上曾经“一门五进士”，至今家乡立有“进士碑林”。当“登科”之事到我，却百味遍尝。所谓的“政审”，其实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用父亲的话说：“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了，却上不了。受刺激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入北大的人有那么几种：平民考生是完全靠着出类拔萃的分数；还有一些已经具备基层干部的阅历，当过小领导的；高干子弟有一批，经历过大劫的他们很是朴素和低调。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继续读完他们的那一年。
每天学子们匆匆忙忙，汇成往来于校园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这形形色色的人群带着大地的泥土，带着豪门的坎坷，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潜志，有执着；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数气相搏，风起云涌。
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那个年代铸造了我们这批人，也铸造了我们与耄耋之年的校园学者们的跨世纪之情。
季羡林所说的“像《浮生六记》那样写”，“浮生”者，不只是说生命之短促，更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这种欣赏与角度，十分接近于我的父亲。
上月我到京时，有人送来一个珍藏的书画匣。展开后发现，竟然是我父亲书写的一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 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 托父代书”
来人说，这是受季羡林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后，交代到我手里的。
时光忽然倒流，想起了当年我离昆之时，父亲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郑重地说：“你要我写的字，写好了，我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又是别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当年我把这一幅毛边的宣纸送到季先生桌前，向他说明了没有裱的原因，季沉默了，用手抚摸着这纸，喃喃地说：“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
如今父亲和季先生都走了，这幅字却回到了我手边。它已经被精美地装裱过，色泽淡雅，收藏于锦匣之中。来人说，季羡林在若干寿礼中，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中。直到临终前，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给我。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带着它又回到了昆明。在这幅字中，在这件事里，季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他们都超越了世俗，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还是“像《浮生六记》”，贵在心灵之自由。恬淡之中，隐藏了多少不愿从俗的辛酸。风雅之下，留取了一根纤细的书生傲骨，显示了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功利的飘浮。
父亲在我“大一”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特意摘下帽子，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这是一个边地知识分子对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亲逝后，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说：“你考上北大，是对你父亲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父亲辞世一个年轮了。
写此回忆，也算是不孝之女当年没有回答父亲的一份“补卷”吧。
2013年10月21日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