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七年是有确凿的开头和结尾的。
开头是一碧如洗的秋天，女孩穿着粉色竖条纹的布裙和白衬衣，拎着一个墨绿色的行李箱，从南门走进熙熙攘攘的五四路。要等她从体育馆取了另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并在博实超市以及外面的一圈小摊买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在寝室里坐定时，才带着叁分的紧张和七分的好奇思量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
结尾是白雪覆盖的冬天，女孩已经全职工作了，专门请了一天假回学校办理滚蛋的手续。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在去年暑假离开了这个园子，她和另外一些延期毕业的学生连毕业典礼都没有。临近寒假了，教务部、人事部、职业发展中心、图书馆、餐饮中心的行政人员都懒洋洋的。他们一面聊着天，一面漫不经心地扯一张条子，告诉女孩接下去该去哪个地方。他们每年都会送走几千个毕业生，因此都成了稀疏平常的公务。而当女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己取过校长办公楼二层的公章，在毕业证书上盖上一个清晰的钢印时，她心里面清楚地知道，她和这个园子的一段关系由她自己写上一个结尾了。
以后，学校给她寄来的信会称她“亲爱的校友”而非“亲爱的同学”。
以后，她进园子时得小心翼翼地向保安展示她的校友证明卡片，而非大摇大摆地晃一晃钱包一路冲进校门。
七年的中间也有许多明确的分割线，每一个秋季学期的开始都表明又有一群新面孔涌入校园，每一个春季学期的开始也意味着需要打起精神应付好整年的课程。暑假和寒假也是明确的分割线，对于有些学生来说，他们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述学校里那些新鲜的细节；而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只是短暂的休息，在别人都放下书本的时候他们决定留在学校里背完一整本骋搁贰红宝书或者去一个牛公司做实习。
当我回过头再看这七年时，却无法按照一个明确的编年表梳理自己在这个园子的大事记。所有铭刻在心上的都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们如同静园五月绚烂的紫藤花，季节一过，花儿都谢了，但那香气还萦绕在各个角落；又如同文史楼前花枝投下的月影，风儿吹过，影子都乱了，但那画面永驻一同看过的人的心间。
我想试着把这些花香、树影捕捉下来，放在冥想盆里。平日里，它们都静静地待在那儿，直到投入一滴眼泪时它们才涌动起来，把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淹没在时间的浩瀚汪洋里。
一、鸡翅
西门鸡翅一直在那里，谁也不知道它在那里有多久了。早在江南那个时代，它就出现在《此间的少年》里。
刚进校时它就在那里，比我大四届的师姐说她的老师姐就在那里请她吃过饭；等我也成为一个老师姐时它还在这里。等到毕业时，我请比我小四届的学弟学妹吃饭，发现它的鸡翅一串涨了一块钱，这才觉出些世事变迁来。
西门鸡翅是”腐败“和”报告“的热门地点，这两个词也不知道流传多久了，前者是指“一群人为庆祝某个事件或者单为平凡的生活加点调料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后者指“某个人为了自己取得的成就或者感谢他人提供的帮助请不明身份的群众吃饭”。西门鸡翅其实不是一个餐厅，而是泛指西门南面的一片鸡翅店、烧烤摊。以前我们常去的是旺福竹楼。旺福竹楼生意好得真是没话说，有时吃一顿饭能遇见好几桌认识的人。吃完饭大家也不走，喝酒聊天，玩“几匹马”这种弱智游戏或是“杀人”这种稍微考点智商的游戏。
情侣结束晚间在未名湖畔的窃窃私语后，也会踱步来到这里。在街边点燃一个小火炉，各坐一个小板凳，面对面看着不说话，只是痴痴地笑。天上有星，唇边鸡翅余香，对面妹子的小脸被炭火熏得红通通的，怎能不叫年青汉子看得呆了去。
后来听说西门鸡翅开了个豪华版，在畅春食街的旺铺，装修不亚于天上人间。但我一直提不起兴趣去吃，好像觉得装修和口味是成反比的。
我希望二十年后老同学聚会还能卷起袖子坐在腌赞油腻的小馆子里八卦，而不是西装革履人五人六地讲着无关紧要的上证指数和财经新闻。
二、玩货
京城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在清华、玩在北大、吃在民大、爱在人大。
地道的北大学生都是玩货。你若不会学，尚有情可原；但若不会玩，真荒废了北大这些年。
江湖传闻，某年教育部给北大和清华各拨了九个亿，结果清华修了气势辉煌学术严谨的第六教学楼，而北大修了个集视听娱乐之大成的百周年纪念讲堂。结果是北大的妹子常去清华找男朋友。两人坐在六教一个自习室，清华男整个下午都目不斜视恨不得钻进书里，妹子委屈极了，撅了小嘴：“走，我们晚上回北大看电影去。”
“看什么？”
“你管看什么！”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反正你也不懂，我们去了随便挑一部就成”，第二层是“你看什么电影，电影院里专心看我就够了”。
百年讲堂有新老电影、芭蕾舞、魔术秀、古典音乐会、相声、昆曲、实验话剧、明星演唱会……反正你能想到的都有。我在讲堂看过五月天演唱会，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许鞍华的话剧版《金锁记》，罢狈罢剧团的《驯悍记》，肖斯塔科维奇的古典音乐会，忘记名字的现代舞……印象最深的是《无极》，一群人在讲堂里吐槽、大笑、喝倒彩，比片子本身好看得多。
讲堂每年的重头戏有两个，一是新年晚会，二是毕业晚会。我刚进校时新年晚会还在室外举行，每年大家都会费尽周折地把未名湖畔小亭子里那口大钟抬到百年讲堂的广场上。零下几度的天气，一群人衣衫单薄，在临时舞台上载歌载舞；下面的同学裹着大棉衣，兴奋地大喊大叫。到了十二点的时候，校长颤巍巍地走出来，敲响那口有近百年历史的钟，这时最调皮的学生也安静下来，聆听新一年的开始。那钟声一直能传到海淀桥那边去，和基督教堂的钟声互相呼应，学生们似乎能听见八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钟声响起，越过沙滩红楼、越过使馆区，在北平城的上方久久不去。
我入校的第二年，新年晚会改到室内举行了，好处是学生和演员再也不用挨冻了，坏处是讲堂座位就那么两千个，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想要得到票有两个法子，一是正儿八经地排队，一是找路子。这是检验你在北大文艺圈和团委人脉的时候了，座位的好坏和关系是否够硬有关。大家也不再将那口大钟抬来抬去的了，代之以数码钟声。
据说也是用那口钟的声音录制的，但再也觉不出余音绕梁的感觉来。
叁、校长
我经历过两任校长，本科学位证书上的签名是“许智宏”，硕士学位证书上的签名是“周其凤”。
许爷爷十分受学生爱戴，最着名的要数新年晚会上的压轴曲目。每年新年大家费尽心力去搞票子，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听许爷爷一展歌喉。第一年许爷爷唱了《老鼠爱大米》，一炮走红；第二年唱了《隐形的翅膀》，视频在网络上都流传甚广。许爷爷是江浙人，带着浓重的沪音，有时说话不太容易让人听懂，所以他唱歌时特别努力地咬准每一个发音，可爱极了。因为他唱得都是流行曲目，学生们最后都会跟着一起唱，把讲堂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许爷爷另外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是，他会去学生食堂跟学生吃饭。有一次一个化学系的二年级学生在食堂里吃饭，一个白发苍苍很儒雅的老爷爷做到她对面来，殷勤地问她“饭菜好不好吃，菜价贵不贵，是否有家乡的味道”，她很耐心地一一解答，心下想哪里来的好奇心旺盛的老头。后来她小心地问：“请问您是？”。老人嘿嘿地笑了：“我是校长。”
我没有荣幸和许爷爷面对面交谈，但妈妈有。一次妈妈来北大看我，晚上去经济研究中心听讲座。她去晚了些，人已经排到报告厅外了，保安准备关门。她告诉保安自己是从外地来的，专门想来听这个讲座，但保安无动于衷。这时一个老爷爷走过来，让保安把门打开，因为北大的精神是“兼容并包”，并让保安拿椅子来让她坐。后来演讲开始，领导致辞，她才知道她方才遇见的是校长。
可以想见周其凤校长接任时压力该有多大。他年纪比较轻，看上去便没有许爷爷那么德高望重。之前在农大做了多年行政，应酬交际，长了个啤酒肚，看上去像官僚多过学者，因此外表上便不太讨好。他上任的第一年新年晚会，为了续接传统，也唱了一首歌，《母亲》。他唱得很有感情，但六十年代的歌曲对于学生们实在太过陌生，大家张口想唱却又无奈地闭上嘴，只有稀稀落落一片礼貌的应和。
他在任时我已经读研了，交际的圈子不一样，听来的八卦也少了些。都到我离校了，才在人人网上看到一些对于他的传言，让我不由感慨他终于摆脱了隐形的翅膀。
在这个古老的园子面前，每个人都变成了孩子。燕园是能够唤起人的童心的，这是极好的，因为童心意味着好奇心，而好奇心是一切创造性工作的源泉。
四、燕南
本科毕业时，有学弟要采访我，让我挑一个最喜欢的地方。我毫不迟疑地说：燕南园。
燕南园藏在百年纪念讲堂的身后，由一圈低矮的围墙围着，好几个入口，其中一个就在饭卡中心的背后，因此很多人吃过饭都去园子里走走坐坐。白天里，校园里是熙熙攘攘充满生气的，但也有些浮躁的意味。而仅仅一墙之隔，燕南园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它用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花儿把浮躁拦在外面，只透一片静谧来。
燕南园有很多老宅，图书馆南面入口进来有冰心和吴文藻的故居，门前还有一盏小灯；再往前走有冯友兰的小院，门口有一排竹子；原居60号的王力先生已经故世，所以二层小楼现在为工学院所用；55号陈岱孙先生的院子现在是李政道的新居，园子里还有老先生的一尊雕像，常有情侣逛过来，讲述陈先生终身未娶的故事。还在世的有侯仁之先生，他的小院就在燕南园南门的入口处，收养了好些流浪猫。院子门常是开着的，有一次我为了追一只猫咪，不知不觉地钻了进去，在绿纱窗外看见里面模模糊糊一个人影，安静地坐着。
新闻传播学院的阿忆老师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生死北大》。他说上中学时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的残垣断壁，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青石板上。看见孩子们走近，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到残垣之后，颤巍巍地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来。同行的孩子都吓跑了，只有他接过花来，后来才知道，那老人是美学大师朱光潜。
燕南园因为住过或者住着这些可爱的先生，气质变得高贵起来。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我大二那年去燕南园做志愿者，到其中一间小屋探访教授遗孀，狭窄的走道堆满了书，只容一人侧身而过。老太太一人住，抱出一大摞书要送给我们。我虽学识不深，也知道其中不少珍本，于是推辞。
她只淡淡地说：“我年事已高，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俄文的书籍已经给外语系了，图书馆拿走一部分，剩下的若你们不收，也只能给收废品的了；我眼睛也不好了，要戴着老花眼镜，才能辨出他在书上留下的字迹来，也就留下一两本，剩下的你们挑有用的都拿走吧。”她姿态和语气格外地安然。
她坚持不让我们再去。我也没有坚持。
后来经过讲坛后门的时候都会看一眼那个已经上锁的铁门，有时候屋子门开一条小缝，我几乎疑心她会推门出来，于是停下来。
结果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