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北大的时候，其所指往往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张曼菱说，“北大精神没什么神秘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尊严高于一切，连两岁半的孩子都懂。”
2007年深秋，着名作家、电视制作人、北大毕业生张曼菱进京时照例去拜访季羡林，带去新作《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季羡林问：“有没有写《北大回忆》？”张曼菱在散文里对母校有零星回忆，但未成系统，季羡林说：“应该写，值得回忆。”建议她“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一时两人无话。季羡林住进北大301医院后便欲采苹花不自由，与这位相交30年的弟子再无单独畅谈的机会。张曼菱说：“先生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而张曼菱此时仍忙于抢救西南联大的故人往事，无暇分身，不敢妄然接下先生的嘱托。
但大半年后，远在西南的张曼菱收到季羡林的挂号信，内仅一页宣纸，题名钤印赫然，正文连书两遍“北大回忆”。张曼菱即刻领会：这是临终嘱托。一年之后，98岁的季羡林病逝。
这份功课现在终于交出。2012年末对西南联大的打捞钩沉告一段落，张曼菱便开始回忆北大。记忆里先生们音容宛在，同学们青春不改，明快昂扬的时代精神犹呼之欲出，但一睁眼已经烂柯：新楼迭起，故园无声，彼时学子珍为精神圣地的北大，在今日社会或不过登龙阶梯耳。
她明白季羡林所托何事。在《北大回忆》里，张曼菱连缀回忆，直抵历史，印证当下。用当时北大与北大人《世说》般的动人细节，还原1980年代图景。“这本《北大回忆》不仅只是献给北大，或大学圈的；也不仅只是我与同时代人的对话；愿它走出这些圈子，献给那些心有灵犀的人们。”张曼菱说。
在现今的北大“布道”
为了准备3月29日在北大的讲座，张曼菱特地延后了受访时间。但讲座刚开始，这位现年66岁的78级大师姐就变了主题：能在周六来听讲座的，都是认真向学的好学生，但任她在台上作何发问，台下毫无动静，学生们一脸稚气地望向她：友好微笑，闷声不响。
年过耳顺依然雷霆火爆的她当场说：“不要以为考进北大就是胜利，这是你们家长的胜利、你们老师的胜利，不是你们自己的胜利。别人没进北大，不是因为不如你聪明，而是不如你压抑。”
讲座后一日她与师兄钱理群再聚首，之前在叁联书店开她的新书座谈会时，钱理群感喟今天的未名湖畔不仅没有朱光潜一样的先生，也没有张曼菱一样的学生。研究教育、关注青年的老教授好奇学生都向张曼菱提了什么问题，张曼菱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用了一堆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学生忠于自己、坚持自己的重要性，但学生问她：“你让我们张扬，但《圣经》叫我们谦卑，这不是矛盾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怕。说明他们事实上是在选择偶像。选择《圣经》跟以前选择《语录》一样，并不是出自灵魂的需要，而是找个偶像罩着自己。”张曼菱说。
“这甚至不是真的问题，他们只是要在我面前展现一下姿态。”张曼菱又说，“哪怕你问我该不该出国，现在的环境下该怎么读书，头发该剪短还是留长，对他们来说倒还都是真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不大好吧。”钱理群插了句。
“我在中科院演讲时就有个女生这么问我，我说站起来让我看下你身高体形，嗯，你还是留着吧。”张曼菱绘声绘色，“我觉得她很可怜，也许除了做研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如果有个好朋友，她就不会来问我了。”在场的学者沉默了。
“现在的学生是压抑的一代，”张曼菱之后对早报记者说，“对他们说大道理，没有用；让他们起来肩负什么，也没有用。我只能通过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方向，讲一些具体的故事启发他们。不像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都很强大，现在的学生都很弱，进大学最多是给一些人推翻过去重建自己的机会，我是去给他们布道的。”
狂者张曼菱
讲座类似布道，《北大回忆》则堪比招魂。本书自1978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开始，却没有停留在四年后毕业时，人生的各个阶段包括当下忙于做西南联大口述整理的经历，张曼菱都尽录书中。讨论会时有论者委婉提出“个人形象在书里太过突出”，但张曼菱自道，这正是因为她的整个人生，都来自那个北大的精神给养。
那一时期的北大学生每一级都有标签：“勤奋的77级，狂妄的78级，堕落的79级，天真的80级”。而张曼菱在狂妄的78级中，也是最醒目者之一：奇装异服，口出狂言，剪寸头，喝啤酒。为了去食堂能打上好菜，这个小个子女生每次坐在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好在下课铃响时直接扒着窗沿跳出去。30多年后她比画着当时场面哈哈大笑：“我这可是把教室通道让给更需要的人。”
这些传说至今流传于江湖。如同世人最是津津乐道《世说》里的狂人段子，而无暇关注他们的内心苦闷。张曼菱的行止往往被目为乖张，而不是一个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青年，面对新时代的天真的自我表达——因“政策放宽”，中国的78级大学吸收了许多前一年因政审而被刷下的考生进入。而77级、78级这两年的学生，则是在停止高考的11年里攒下的五六百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的。
因此张曼菱的狂言狂行有其基础。曹禺来北大演讲，她递上纸条：“先生，您认为，是您的《王昭君》活得长，还是《汉宫秋》里那个王昭君会千古？”曹禺当场发怒，据说回去还血压升高。班干部和男朋友都批评张曼菱，但她觉得自己有理：“我并不是某位和他过不去的同辈，而是一个仰慕他，为他惋惜的后辈。”
也有修养好的。看过《美的历程》张曼菱给李泽厚写信，批评此书执泥形式平衡而创新不够，李泽厚复函邀她面谈，肯定了她的意见，承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有这样的眼力基础，每次见面时季羡林都劝她“坐冷板凳”，但张曼菱心中早有数：“我决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
对于那时候的大学生尤其北大学生，学术抱负倒未必是第一志向，兼济天下或才是心头块垒。1980年冬，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北大有3个教工名额及2个学生名额。这类选举当然有其既定流程，但北大学生却自发贴出告示，宣布民主竞选。以张曼菱的性格，上课时一念所及，“拂袖而去”回宿舍写告选民书。
她的竞选结果是：28位竞选者中得票第7，得到了无数风言风语以及一张班里同学“告发”大字报，失去了男友以及一张用于壁报宣传的照片。
而在学校的角度，这场竞选的结果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组进驻北大调查此事，参与竞选者被校方要求低调乃至禁足，校园气氛极其沉重。而在这座与中国现代历程息息相关的高校，这显然不止是校园事务。
而这一难关的渡过，可以北大图书馆东侧“振兴中华”石碑为参考，碑文曰：“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
带领同学喊出口号，并避免学生走出校园的，正是当时不顾禁足令的张曼菱。第二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响遍全国，耳闻目睹了学生爱国活动的中央工作组满意而归，北大则以此做了多年的口号。1982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前的花坛摆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字样，北大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为此给已经毕业的张曼菱打电话：“我在想，小平同志知不知道这个口号的由来？”
“学生是来犯错的”
但一个、一群或一代学生之所以“狂妄”得起来，背后还是老师、学校甚至体制的包容与保护，乃至张曼菱能进北大，就拜此所赐。
1976年她在老家昆明组织纪念周恩来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为此第二年考上了复旦但也失去了上学资格。1978年她以云南高考状元的身份站在北大的招生老师面前：“我知道我上次没有录取的原因。但是请你们记住：十年以后，看一看你们所招的人和我，是什么样的？”
两位老师相当淡定，说：“回去准备棉衣和皮鞋吧，北京很冷的。”
而在那起沸沸扬扬的竞选活动中，学校更是功不可没。学生整理出的资料汇编被印刷作坊举报，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让保卫处赶在公安之前拉回北大；在有声音认为需要处理竞选者、整顿北大的时候，党委书记韩天石与马石江赌上前途，联名上了“肯定主流保护学生”的报告；而当张曼菱毕业分配进天津作协的时候，班主任程郁缀用“好出风头”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她被政审的竞选风波。
韩天石与马石江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也都经历过运动波折，恢复工作后，“他们力图将自己的道路与我们这代人的道路衔接起来。”张曼菱说。
张曼菱在校的那个时代，学生与领导的关系亦不同于现在。韩天石新上任时在操场主席台与学生见面，面对台上乌压压一排领导，学生喊：“小韩，脱帽！”大冷天里一个老头脱了帽子摘了围巾，学生再喊：“行了，别感冒了！”算是通过。
而学者们的表达则是另一种方式。竞选中张曼菱素来的言论行径都被列为反面证据写进大字报，与她并无私交的教授金开诚特地在课前提及：“这好像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我不明白你们的事，但是北大‘反右’的教训请你们吸取。”
而季羡林看到大字报后，担心这会让一个女生心理压力过大而出现不测，让秘书李玉洁在晚间“尾随”张曼菱直到她回宿舍；之后他亦以耄耋之躯回护时代风暴中的学子，后来张曼菱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领庄重文学奖，季羡林当晚盯着电视看完最后一个新闻镜头，道：“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钱理群认为，前辈保护后进，促其成长，并为其成长道路上的问题或错误承担责任，是北大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张曼菱在书中亦回忆了批评家李书磊曾因一次校内签名惹事，语法大师朱德熙主动为他顶包：“都是我们让他做的。”
季羡林晚年被抽象成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乃至在身后被人蓄意丑化；也有好名者时有“北大大师不过尔尔”的论调出现，张曼菱评论：“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中国和北大走过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驶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是谁坚守在北大？是谁坚守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当献身之刻轮到他的时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师们的一二？”
新书座谈会上，很多人表示这类细节令人动容。中国出版集团前总裁聂震宁表示，“学生到大学里就是来犯错的，犯完了就能到社会上去了，而学校就是要来保护犯错误的学生的。”作家陈四益回忆了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在国民党入校抓抗日分子时要求先抓自己的故事，认为不仅是北大，这种关怀在许多高校都存在，并且在“文革”之后有所延续：“那时候全国高校都出了一批很好的人才，到现在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跟那时候学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一点在现在的大学，这个精神是越来越淡漠了。”
再无“朱光潜”，亦无“张曼菱”
除了受到这一类“政治上”的保护，张曼菱这一代学子，在学术上也屡有奇遇，得到前辈学者的爱护。《管锥编》出版后，她把读书心得寄给钱锺书，不知道地址只管寄到社科院：“从前我们的思维都是先建立一个中心。钱先生给了我启迪，原来学术观点的建立不在于问题的中心，而在于问题的边缘，在此与彼的关系上。”钱锺书手书一封称她“大悟大彻”，留了住址邀她来家。
她还是没去。不仅因为当时男友是社科院研究生，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朋友普及了钱先生其人；更是她觉得自己不专此道，不应该耽误老先生时间。后来有同学求阅钱锺书回信，读到揄扬处，张曼菱心生惭愧，从此再不将信示人。
以知耻之心，张曼菱认为，贤者大儒的肯定并非因为自己的意见有多正确，而是因为这时代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对学术传承抱以希望：“沉默正在解冻，学界和学者们正在试图打破30年来的坚冰，他们把我们这两届学子当作希望的园林，一种真正属于知识层的精神联盟正在孕育中，他们将饱受挫折的知识界的希望传递到我们身上。”
而在北大，张曼菱更直接感受到这种传递。毕业时她想以小说充当论文，孙玉石说：“学生有才为什么不让发挥？”让她转投教授、诗人谢冕。谢冕给了她论文最高分，并给她分配去的天津作协写信夸这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品学兼优，虽然对张曼菱，他说的是：“除了北大，恐怕都很难容你。”
北大的容人之度可以大到，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严家炎在路上跟张曼菱打招呼，不去上课的她傻傻问：“你是谁？”知情后慌忙道歉，严家炎却说：“没关系，我的课你用不着上。”
“在北大，老师并不认为你不来听他讲课就是冒犯。他们常说，讲课的教学大纲，起点是针对应届中学生的，而我们这批‘老大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多学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张曼菱回忆。
更有甚者，老师鼓励学生抛弃他、超越他。张曼菱曾晨读时遇一老者，见她在读朱光潜，不以为然道：“他的书都是从外国搬来的，里面没多少自己的东西，翻译也有偏差，你要读就读原着。”张曼菱不予理睬，但有人认出，这老者就是朱光潜本人。张曼菱大慨：先生一世为学，付出一生，承受一切，却叫人不要读他的书，甘于做学术之路上的垫脚石：“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这句话也令钱理群震惊数日，话里凝聚了朱光潜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小试锋芒后遇到战乱，而后是连续30年的思想改造，等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岁月已不饶人，无力构建自己的独创思想体系了。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学者仍清醒自省，心中自有学术标准；而如今的讲台上，则满是“感觉始终良好，不断吹嘘自己，却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许多人谈论今日之北大的衰落，不可忽视的，是教师队伍素养的总体下降。”
而“没有朱光潜也没有张曼菱”之慨，则是针对目前的北大学生。张曼菱书中曾深情描述过的北大西门的“小金水桥”，现在则成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口中的“状元桥”。“‘朝进北大门，暮登天子堂’已经是今日许多学子的‘北大梦’，和我们当年的梦想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钱理群说。
“现代的杞人已习惯于压抑式的表达”
但钱理群的思考还有延伸：对于张曼菱这样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无论是自家的踌躇满志，还是前辈的殷殷期望，都指向其将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开创新的希望与可能。然而衡量他们这代人30年来的成就与功劳，在钱理群看来，仍如朱光潜自省的那样，“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朱光潜们是因为战乱，因为‘思想改造’；张曼菱们的悲剧原因何在呢？这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吗？”钱理群发出无解之问。
上世纪90年代末，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到访云南，已经回到云南的张曼菱一家盛情邀宴。张曼菱的父亲张进德是个民间知识分子，当年来北大探望女儿时，在未名湖畔留影尚要脱帽以表敬意。席间这位“中国布衣”父亲举杯相敬：“久仰北大，终得睹北大先生。”
孙玉石却指着张曼菱说：“北大风，看她就行。”
但当年竞选时，孙玉石曾对张曼菱推心置腹：“以后专心写作，不要再参加那些事情了。”上世纪90年代初，季羡林也对开始下海的张曼菱说，从商很好。
人们谈论北大的时候，其所指往往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而“不要参加的那些事情”，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责任。其中矛盾，正如张曼菱所指出：“北大这块风水宝地，世世代代总要出一些忧天的杞人，然而，思想与现实的重大冲突，一次次的伤害，已使校园的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渴求宁静纯和。现代的杞人已习惯于压抑式的表达。”
批评家邵燕祥认为，张曼菱在北大的那4年，在北大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以前的老北大传统在这段时间有一个短暂的、有限度的复活。“这于你于北大都是值得回忆的华彩乐章，但你将来还会有新的华彩乐章，而我认为北大不会有了。”
但在张曼菱，她没有听季羡林的“坐冷板凳”，没有听孙玉石的“不参加那些事”，乃至没有听钱理群的反思自己这一代怎么不出大师，她一直在做的，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衔接历史。从90年代开始做的西南联大资料抢救，到现在推出自己的北大回忆，到下一步，还将前往台湾做对岸的西南联大学生口述史，她致力于为将来保存即将成为过去的现在。
如朱光潜一样，她也把自己看做了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但是对于要启发的下一代，她仍不时流露失望。
采访中，她不时会说起侄孙女小米，像所有舐犊家长一样津津乐道：学前班里别的同学听话端坐，只有她闲庭信步左顾右盼，老师威慑不坐好不给小红花，两岁半的孩子径上讲台自取自戴。第一天进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离开家长一呼百应哭号一片，独她如思想者般发问“上学为什么都要哭”。过年时小米硬拉姑奶奶陪玩，令张曼菱逢人便抱怨侄孙女不肯放过她，才五岁的小姑娘忽一下站了起来：“你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这是什么意思！”
“这才像我们北大的学生。”张曼菱说，“北大精神没什么神秘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尊严高于一切，连两岁半的孩子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