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言，现代中国的很多基本问题都不得不回溯到五四。这场始于文学革命、并迅速席卷整个学术界的文化运动，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尖锐批判，成功地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引入中国。这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诉求和救亡的双重困境下做出的艰难选择，这一时代精神不仅孕育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语境，也滋养了北大人身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北大精神是时代阵痛的产物，其中夹杂着民族之痛，也孕育着未来无限的可能。
1923 年，这一爱恨交织的民族情绪转变为一场对于科学和玄学的学术论战。2 月，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教授张君劢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指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并列举了科学和人生观的五点不同。同年4 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文中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把科学应用到人生观当中去。自此以后，有关科学与玄学之争的文章大量涌现，诸多学界名流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坚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基于科学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契合而明确支持科学派一方。在这场前后持续两年之久的文化论战中，玄学派由于“不合时宜”的论调而引致社会舆论的大片骂声，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依然处于不明朗的局势之中，科玄之争的余焰发展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学术争论，论争一直持续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论战的一方是以胡适学说为基础的全盘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不能适应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发展，为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的新格局之中感到安适自在，必须接受西方文化。对西化派而言，西方化等同于世界化，只是在究竟应该多大程度西化的问题上，西化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论战的另一方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派，本位派声称，既不应因循守旧，亦不能盲目汲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应当带着审视的目光，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来有选择地博采众长。双方各说各理，较之科玄论战更为明晰地达成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的共识：近现代中国学界的论争从来不只关乎中国文化的未来之建设，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这一主旋律紧密相联。
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是科学与人文精神之争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是时，唯物史观的力量在国内占据绝对优势，以艾思奇和胡绳为代表的唯物派开始与持科学主义思想的胡适等人划清界限，并加以清理。出离至海外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自由主义阵线，并引发了小规模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这一时期诞生的另一大思想线索，是学者们开始反省科学和中国人文思想之间的冲突。他们意识到，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偏重人文道德，而缺乏科学精神的平衡。这促使部分学者开始对人文和科学的本质进行重新理解，以找寻一条科学与人文精神交织并融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命运从救亡图存的历史轨道逐渐向强国兴邦的“中国梦”过渡，对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反思亦被置于一个新的历史时空之下来重新考察。70 年代末，国内学界开始重新评价科学派，发表了诸如《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等文章；80 年代初，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重新获得学界关注，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提出，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中有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精神养料，能使保守和创新随时随地处于相对的平衡之中。海外的自由主义者亦不再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势不两立的观点，而代之以如何找寻连接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之接榫处的问题。冯契在《智慧的探索》一书中的观点可视为对这一时期的概括：“就中国来说，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人文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不能偏废。”
有关科学与人文精神之关系的论争已经走过将近百年的历程，历经四大阶段，无数学者参与其中，但至今尚无定论，可以说，这一问题不可能找到终极答案。在这段跨越世纪的时间轴线中，唯一的改变是中国在世界现代文明浪潮中由落到起，是中国从被迫接受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化，到努力探索适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的使命转换，而这必将引导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精神进行重新考察。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同样被卷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文明当中：科学既给人带来便利，也由于过度的科学主义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弊病——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黄铁军教授基于科学技术的新发现，而重提科学精神在儒家思想中的缺位，并就此问题与汤一介先生展开对话，进行思想的交锋，是上述论争在新的时空间下的回声。这隐约彰显出，有关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论争和对话很可能是一场漫无终点的长跑，其中的好坏利弊、孰是孰非召唤着对现代中国有所思的北大人磨锋利剑，砥砺争鸣。
编辑：厂迟别濒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