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神圣而美丽。
告别未名湖却那样凄惨和悲凉。
“文革”期间的1968年底，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北大38斋304室的八位考古班同学正在酣睡。隔壁302室的王侠同学猛地推开门，对我们一扬手，说：“同学们，永别了！”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侠就这样毕业分配走了。没有鲜花、没有欢送、没有毕业典礼，我们也是这样灰溜溜地被甩到贫穷或边远省份的社会最底层。一语成谶，后来，王侠曾任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因病中年早逝，果然与同学们“永别了！”
徐州惊魂
1968年12月31日，年末的最后一天，我被分配到河南商丘8181部队农场锻炼。记得从北京出发时，未婚妻韩霞（北师大女附中毕业，1963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因是六年制的理科，延至1970年才分配）陪我到前门大栅栏买了一件蓝色丝棉袄，在北京站随便吃了一碗北京烩饼，帮我挤上了南去的列车，便恋恋不舍地分手。车到徐州停下来，我要在此转车到河南商丘。深冬季节，外面飘着雪花，候车室里臭气熏天，而且没有立足之地。许多人光着膀子睡在水泥地上，就像电影《武训传》中丐帮的场景。半夜两点多，终于听到了西行列车到站的广播，我和一大群旅客不顾一切地冲上了月台。满载旅客的列车无法正常上下车，所有人都从窗口爬上去。我在大串联中练就了一身爬车技术，双手托起玻璃窗，先把行李扔进去，再来一个单杠引体向上的动作，上半身钻进窗户后，右腿一跨就进去了。可怜大部分旅客都无法上车，我看到夜幕中许许多多无奈的面孔在窗前闪过，内心感到悲哀，但又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梦魇般的徐州火车站。在那个动乱年代，“人类文明”、“礼让叁先”似乎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商丘崇黑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编成五个连队（五连为女生连），在商丘师部按新兵要求集训。我们报到后，领取了两个月工资，算是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66、67、68叁届，加上1970年分配的69、70两届，史称“老五届大学生”。每月43.5元的临时工资一直拿了5年才转正为51元，这就是不正常年代的不正常待遇，算是干部最低的24级。星期天放假，我约了几位同班好友（只有两人以上才允许上街）认真考察了商丘市容。当年的商丘很土、很小，一副北方小镇的感觉。饮食店很萧条，地面又脏又黑。饭桌是黑的，板凳是黑的，连服务员的围裙也是黑的。我们这些南方大学生感到很奇怪。我调侃道：“夏文化崇黑，河南龙山文化也是以黑陶为主，商丘居民可能也是崇黑吧！”走到北关城门附近，看到一位中年妇人手执棍棒，正在敲打晒在路边的几床棉被。被面都是用土法染成黑灰色的土布，阳光下暴晒一天后，被妇人用棍棒敲打出一片灰尘，路人躲而避之。据说当地人一年到头不怎么洗被子，只是用这种办法敲去尘土。
太康拉练
新兵训练结束，春节临近，师部决定我们大学生叁、四、五连从商丘步行到太康县部队农场(近二百里地)。我们四连连长和指导员是侦察连现役军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连长的唯一特殊装备是斜挂在肩上的半导体收音机。班排长也是现役军人，带领着我们这些穿戴五花八门的队伍穿过城区和乡镇，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我被调到连部文艺宣传队，编排快板书、数来宝等沿途鼓劲加油，活动量要加大一倍。后来，我和上海交大舞蹈队队长一起被连部选送到师部文艺宣传队，可能就是这次行军途中自编自演的能力被指导员看中的缘故。行军途中的野餐，完全按照军事化的要求来演习。炊事班半小时内做好饭菜，班排轮流就餐的时间只有十分钟。我们好多人都来不及吃饱，只好端着半碗夹生饭边走边吃。这样的演习以后还进行过多次，许多人因此得了胃病，我也得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夜晚路过扶沟县城，城关唯一的澡堂被包下来供我们洗澡。等我们班进去时，水池里的水已经变成浊臭难闻的乳白色，我们只好站在水池边擦擦身子完事。
板桥除夕
除夕当天，接到连部命令，我被抽调到师部文艺宣传队，必须赶到部队农场总部报到。吃过早饭，我只身一人从太康县板桥公社河沿张大队赶到30里外的农场总部，一边走一边问路。当天风雪交加，狂风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路边的电话杆和树杆半冰半雪，朝北的一面全都结成冰棱，光秃秃的枝条弯成四十五度。我背着行囊迎风赶路，新买的丝棉袄挡不住风寒，我只好在路边捡一根草绳，紧紧地系在腰间，头戴一顶刚买的黑色线帽，就是那种只露出眼睛的套头帽，其形象不亚于当今抢银行的劫匪。豫东平原一望无际，大雪盖住路面，一片白茫茫。我只好以远处的村庄为目标，艰难地行进。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向当地农民问路，凭着年轻有力，一鼓作气走到了农场总部。师部文艺宣传队队长长得像雷锋，个子不高，温和英俊，热情地帮我端来一碗面条，嘱咐我吃完面条好好睡一觉，晚上再吃饺子。经历严寒，感到被窝特别温暖。一觉醒来，风停雪住，门外墙边堆积一米多深的瑞雪。我穿上队长送来的带领章帽徽的战士军装，格外精神，还有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威风无比。除夕夜的饺子很普通，但我见到了叁十多位从五个大学生连队抽调来的文艺骨干，其中女生占一半。部队农场领导和我们一起过年，我第一次尝到了白酒——鹿邑大曲的味道。
开封演出
经过短暂的排练，我们这支大学生组成的师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开始在一军所在地开封地区巡回演出，我们称之为“全军演出”。大学生们真是多才多艺，叁十多人组成的宣传队中，有一支十多人的管弦乐队和民乐队，所有乐器都是学生自带，有手风琴、大小提琴、大号、小号、萨克斯、长短笛、二胡、板胡、竹笛、芦笙、京胡、琵琶、月琴、洋琴等，一专多能，演奏起来相当可观。上海交大舞蹈队队长是舞蹈总设计和导演，女生合唱和表演唱也颇具功力，还有京剧、豫剧清唱（我就是在这时候学会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李勇奇的唱段）。我和开封师院中文系毕业的一位河南老乡担任编剧和表扬好人好事的曲艺节目自编自演。记得独幕话剧《腾房》反映贫下中农为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腾房住宿的感人故事，引起共鸣，颇受大学生、农民和部队官兵的欢迎。在那文化荒芜的年代，我们这支土洋结合的文艺宣传队，顶着大学生的神秘光环，在开封地区一军部队所在地和各县（市）军民联欢会上大出风头，引起轰动效应。每到一处演出，都受到盛情款待。记得在开封一军军部，我军在朝鲜战场着名的战神聂凤智军长还接见我们，并设盛宴招待。喝的什么酒忘记了，只是开封大米香软可口胜过天津小站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最好的纪念品是毛主席像章，我们每到一处都可以收到一枚精致的毛主席纪念章。叁个月下来大概每人都有五十枚之多。
窑场吹笛
部队农场的劳动异常繁重。我所在的四连一排二班被派到窑场制砖烧窑。每天每人要拉五车黄土，自己和泥，自己倒砖坯，自己上架，每天的任务是900块砖。吃住均在窑场，逢到半夜下雨，还要全班总动员盖草廉子，以免未晾干的砖坯被淋湿。一开始，我们班住在废窑洞里，四面透风，寒冷无比。豫东平原风沙大，晴朗时月明星稀，后半夜却刮起大风，第二天起床一看，所有人的被子上都铺上一层厚厚的土灰。雨天更不得了，脸盆和鞋都会被流进窑洞的水流飘起来。轮到砖窑出砖，一个排的大学生都来帮忙。窑内温度还很高，大学生们头捂毛巾轮流进窑出砖，戴着手套还能感觉到烫，最多只能干十分钟就得换人。一个个大学生都变成灰头灰脸的怪物。夏天来了，我们二班也住上了自己盖的小平房。平房边有一口水井，劳动之余，在水井旁洗澡是一种享受。由于远离村庄，我们又是清一色的男生，高轩带头在水井旁“裸浴”。络腮胡子和陕北的高个头被几桶井水冲刷后，白里透红格外美，有点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雕塑“大卫”和“掷铁饼者”。傍晚，平原一望无际，通红的晚霞与翠绿的麦苗相逢在天地一线间。我经常登上窑顶，吹响横笛——“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虽然我吹笛的技巧十分稚嫩，但悠扬的笛声传得很远很远……。好景不长，1969年秋冬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专门安排“大怀疑”阶段，把80%的大学生当成怀疑对象，上演了一场荒唐的闹剧。我曾经与连长公开辩论：“我家叁代贫农，我长在红旗下，靠人民助学金念到大学毕业，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长在全连晚点名时批判：“有人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接受再教育态度不端正。”许多同学被怀疑成现行反革命、“516”分子、军事特务。有人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才制止了这场整人运动。
山区成婚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在部队锻炼的生活，进行再分配。我主动报名到大别山深山区——商城县长竹园公社新建大队锻炼。那是一个与湖北省交界的落后小山村。由于近亲结婚的缘故，村子里傻子、羊癫疯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很多。有一位叁十多岁木匠娶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媳妇，我们都很惊讶，仔细一打听新娘却是个哑巴。春荒时节，大队党支部研究救济粮分配方案，请我们大学生列席。有一个地主婆快饿死了，民兵营长认为阶级敌人不能给救济粮。大队支书征求我们意见，我大胆表态：“发放救济粮以不饿死人为原则，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支书点头认可。大别山北麓的信阳地区是着名的“信阳事件”发生地。饿死二百万人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到了七十年代还是这般落后。相对而言，农村的生活要比部队农场轻松许多。但是，所学非所用的苦恼及未卜的前途让我们感到寂寞无聊、忧心忡忡。有一天，突然接到未婚妻韩霞的电话，说她被分到相邻的驻马店地区。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把韩霞调过来。1970年5月1日，我和韩霞就在这深山区举办了婚礼。大队党支书主持婚礼，山民们举着火把来看热闹。第二天我与韩霞就上山砍柴，肩挑柴火“夫妻双双把家还”。白天我们在村民家吃“派饭”吃不饱，夜晚我俩围着煤油炉煮鸡蛋、调葛根粉吃，别有一番情趣。“蜜月”还没过完，韩霞调到县广播站当播音员，我也告别长竹园，来到离县城较近的丰集公社继续锻炼。
余集教书
1972年春末，大学生再次分配尘埃落定。我和韩霞分配到商城县余集完中。所谓“完中”就是在初中学校的基础上，招收两个班的高中生，名为“完全中学”。余集位于商城、新县和湖北麻城县叁县交界处，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属于大别山山区小集镇。余集完中的杨校长是文革前商城一中的老校长。杨校长非常看重我们这对北大毕业的夫妇，安排我教高中的语文和历史，韩霞教数学和英语，成了学校中的骨干教师。学校东南隅有座独门独院，院内有两棵桃树，叁间瓦房是我们的新居，旁边还可以种菜养猪。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新天地。星期天，我和韩霞常走访学生家长。淳朴的学生顶着我们两岁多的儿子，爬过几座山，翻过崎岖的山路，走在泥泞的田埂上，让我们体验到山区农民子弟上学的艰辛，更加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谊。我还发挥我的特长，主抓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并参加教师篮球队，还代教过初中的音乐课：弹着脚踏风琴，教唱“红米饭哟、南瓜汤哟，嘿啰嘿！”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忘了自己是北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
商城调动
1974年春，教育整顿，余集完中的高中部被撤销，我们夫妇两被调到商城县高中。我靠着福州重点高中坚实的语文基础，加上北大的熏陶，俨然成了该县的语文“权威”。暑期全县语文教师培训，让我讲鲁迅杂文和古文欣赏。但是，当年正逢“批林批孔”运动，举国上下批“师道尊严”，运动频繁，学生难教，当班主任更难。我还当了年段长，周旋于学生与老师之间，身心俱疲，更坚定了我调动工作的决心。1976年春，我的机遇来了。我的恩师、北大苏秉琦教授给河南省文博部门领导写信推荐，河南省文化厅向信阳地区文化局做工作，商调我到郑州省直考古部门工作。信阳地区文化局也缺少文物考古干部，闻讯便赶紧发函商调我到信阳工作。当年，教师统归宣传部管，他们不放。无奈之下，我闯入县委机关，恰逢新任县委书记刚到，在他卧室外的办公室里，我申诉了调动的理由并报告地区文化局的商调函已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不肯放人。开明的县委书记立即打电话叫来宣传部副部长，问明情况后说道：“小局服从大局，下级服从上级，文物考古工作很重要，人家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应该放他走。”副部长一脸无奈，只好点头称是。大概以为我与县委书记有什么关系，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的一生很有意思。机遇是给有准备有恒心的人的。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信阳考古
1982年我被任命为文物科长，1983年升任地区文管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副处级），专管文物考古工作，迎来了信阳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黄金时期，也是我考古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我刚调来时，库房没有一件文物，也无任何资料。我组织了全区文物普查和文物干部培训。河南固始侯古堆吴王夫差夫人墓及其陪葬椁室的发掘，是我们信阳文物工作的转折点。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考证出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的女主人是吴王夫差当太子时在固始前线娶的夫人（宋景公的妹妹）。后来，这篇论文的观点被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采用，收入他们所编撰的《固始侯古堆》考古专着。此后，每年都有重大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淮滨沙塚龙山文化墓葬到罗山蟒张商代墓群；从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到战国楚文化。二百多件国宝级的商周青铜器出土轰动全省、闻名全国。北大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常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毕业分配‘抢北京、战上海’，不如欧潭生那样去基层考古处女地——河南信阳。每年《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都有他执笔的信阳地区文管会的文章。”
蟒张奇遇
大家知道，哲学定义上有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的论述。考古上一些重大发现往往从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1979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带领邵金宝、刘开国到罗山县文化馆检查库房安全。县委宣传部虎部长和罗山文化馆钱馆长陪我们喝酒。席间，钱馆长谈到前不久文化馆从废品仓库收到一件叁条腿的铜器，上面有铭文。我立即断定是商代铜爵，要求看实物。当时，文物专干回家收麦子不在馆内，我请求钱馆长派人翻墙进库房，取出这件文物。果然是商代晚期铜爵，据说是罗山蟒张公社水利工地出土的，我要求立即赶往现场。班车只能开到公社所在地，我们下来步行约20里才能到达竹竿河边的水利工地。我们一行毫无准备，邵金宝太胖，走路走得大腿磨出血痕。我走到一半路程，突然满脸煞白，头冒虚汗，瘫坐地上。部队复员的刘开国很有经验，他立即跑到不远处农村供销社代销点，买了两毛钱水果糖，让我嚼碎吞下去。不一会儿，我恢复正常，刘开国说这是低血糖病，我们继续赶路。傍晚，我们到达水利工地，发现农民取土修灌渠的地方被挖成陡峭的黄土横断面，上面赫然暴露出土坑墓的墓边，长约6米、宽约4米、深约3米，是典型的商代中型井椁墓。我们立即责令工地停工，组织民工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我们在供销社购买了毛巾、棉被、床单等生活用品，住在竹竿河边的水管站，连续叁天的清理，发现青铜礼器鼎、甗、尊、卣、觚、爵等十几件，还有铜戈、铜矛、玉器等。连续工作一个月，第二年又工作一个月，前后共发掘商代晚期墓葬22座，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219件，还有叁千年前的古酒（参阅1987年深圳首届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叁千年前古酒出土记》）。经考证，这是商代晚期息国墓地，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考古同行们赞扬我们发现了信阳地区的殷墟文化。至今，大学考古学教材中，提到商代晚期殷墟文化的分布，都离不开罗山蟒张天湖后李村这个地名（该墓地考古报告发表在《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水利工地，这处商代重要考古遗迹将荡然无存。
光山挖宝
1982年冬，我们接到光山县文管会报告，光山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青铜器和玉器被哄抢，我们立即赶到现场，并报告地委行署。行署办公室主任陈其元和地委宣传部张文新副部长亲临现场，责成县公安局贴出布告，要求哄抢文物的农民24小时内上交文物。党政领导的重视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安干警根据线索挨家挨户收缴，取得辉煌战果。在县委招待所，我们看到了春秋早期14件“黄君孟”铭文的青铜礼器和54件精美的玉器。光亮如新的铜鼎、铜豆、铜壶成双成对，都有铭文。还有锋利的铜戈、铜镞、铜削、玉器等。我在砖瓦厂现场敏锐地发现，被破坏哄抢的墓坑旁，相隔不到40厘米，还有一座墓坑的活土墓边，显系夫妇合葬墓。为保密起见，我只给陈其元主任和张文新副部长单独汇报，要求保护现场，等来年开春再组织考古发掘。张文新副部长半信半疑地问：“你有把握吗？可别耽误人家的生产。”我坚定地说：“请相信我。”1983年4月28日，地县党政领导成立古墓发掘领导小组，张文新副部长亲自坐镇指挥，我担任考古队队长，前后工作十五天，完整地发掘了更为重要的黄君孟夫人墓，出土青铜器22件，均有铭文：“黄子作黄夫人孟姬行器。”出土精美玉器128件。这座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土青铜器和玉器被视为中国考古学春秋早期君王墓的标准器群，还作为故宫博物院《中国帝王文物展》到美国、日本巡回展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一位资深校友对我说：“我们考古一辈子能遇上一次重要发现就不错，你接二连叁主持重大考古发掘，真了不起！”
固始寻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同胞掀起大陆寻根热。1982年4月2日，在我的策划下，中共信阳地委成立了“台湾同胞祖根问题研究会”。我写的调查报告《一千年前是一家——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受到着名历史学家尹达重视，北京《中国史研究动态》、国台办《台声》杂志、《中州今古》和香港文汇报先后予以转载。该文归纳了历史上闽台与中原“四次人口大交流”。第一次是在汉武帝镇压闽越国反叛后“尽徙其民于江淮间，以虚其地”。第二次是晋代永嘉之乱“衣冠如闽者八族”。第叁次是唐总章二年，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军校开辟漳州郡。第四次是唐末五代，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率数万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福建全省，并于后来建立“闽国”。此中尤以第叁、第四次南迁人口最多影响最大，而且都以河南固始人为主。因此闽台族谱百分之八十追溯唐朝先祖都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后来又发表再探和叁探论文，促成河南固始与福建漳州结成友好城市，掀起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根亲文化热。至今，河南固始县和福建元宵县每年都要举行根亲文化节。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经中央统战部和国台办特批，每年都要举办闽台“百（家）姓论坛”。
负函考证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的生前好友，每次到中国访问都给予部长级待遇。1987年11月，我接到中共信阳地委秘书长的通知，告知几天后省外办要陪同日本井上靖先生访问信阳，主要想解决孔子周游列国曾到过的楚国负函，负函究竟在哪里？史无定论，对我也是一个新课题。我立即查找文献记载并到信阳楚王城、罗山等地进行了两天的考古调查，终于写出《孔子如楚到负函考》报给地委。地委书记赵凤羽十分重视，调来两部当年信阳地区最好的“蓝鸟”小轿车，让我坐一号车陪同井上靖先生及其翻译，他自己和省外办主任坐二号车，前面警车开道前往信阳县长台关楚王城（我考证春秋时叫负函，战国时叫城阳，南北朝后叫楚王城）。在地委招待所宴请井上靖先生的宴会上，八十多岁的井上靖先生激动地说：“我来中国几十次，这次刚动完食道癌手术，为写作《孔子》寻找楚国负函。这次总算如愿以偿。”后来，人民日报1989年11月23日报道《耳顺迷&濒迟;论语&驳迟; 耄耄着&濒迟;孔子&驳迟;》专门提到井上靖先生在河南考察负函城的收获，十分感谢当地一位“中年文史工作者”。中国孔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学术刊物于1990年4期全文发表了我的调查报告《孔子如楚到负函考》。从1978至1988年，我在信阳地区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从无到有，每年都有重大发现。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局长曾评价：“欧潭生是一位对信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福建创业
1988年，福建人才引进政策让我们全家调到福建省博物馆。由于“调动工作综合症”，我在新单位坐了9年“冷板凳”。我在河南1986年就被评为副研，到福建后12年的1998年才被评为正研，还经过古汉语考试（70分）。幸好当年我们单位评第一批正高职称需报国家文物局高评委评定，若是在福建省内评定，不知将拖到猴年马月。逆境中，我潜心研究，完成了四篇重要考古论文。一是《楚文化入闽的考古证据——闽候庄边山九座墓的再认识》（收入198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二是《试论闽族及其考古学文化》（《江西文物》1991年1期），叁是《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新考》（《考古》1994年2期），四是《闽台考古渊远流长》（《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5日）。一直到1996年福州新店古城考古，我作为考古领队，发掘了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都城——冶。中国文物报头版进行报道并引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赵学敏的重视，为福州建城两千两百年纪念活动提供了考古证据。考古发掘简报发表在《考古》2001年3期。1997年我又被省文化厅任命为福建省昙石山博物馆筹建办副主任，具体负责昙石山博物馆筹建工作。2000年3月被正式任命为馆长，直到2005年退休。8年艰苦创业，使一个考古发掘现场从无到有，再现了福建五千年前历史文明。一个小小的遗址博物馆，获得了江泽民总书记题词：“昙石山文化遗址”。贾庆林、李长春、黄菊叁位政治局常委和许多省部级领导先后参观了该馆。我退休时省委省政府拨款八千多万元重建了昙石山博物馆。这是我考古人生的第二个高峰。
北大抒怀
1963年，我从福州高级中学考入北大历史系，韩霞从北京师大女附中考入北大生物系。二十五年后的1988年，我们的大儿子在河南信阳高中高考中摘得全省理科高考状元的桂冠，顺利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北大毕业后考取了美国奖学金留学。现为美国旧金山谷歌公司高级工程师。我们一家三个“北大人”，理所当然成为“北大校友之家”。我们为北大福建校友会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韩霞现在是福建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今年，我年近古稀，除了北大福建校友会的工作外，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欧氏委员会换届选举，又选我担任会长。福建师范大学还聘请我为兼职教授，为六名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生上课并带他（她）们野外考察。北大老五届的特殊经历，培养了我一种与众不同的业余爱好：各种业余文艺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和北大校友及其子女的婚礼司仪或证婚人。口碑奖励：金牌。观众评价：幽默、大方、典雅、喜庆！
今年，是我们1963级入学五十周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特赋诗一首：
话说北大老五届
北大老五届，
生不逢时，却一样厚积薄发。
他们上过山、下过乡，
学工学农又学军，
却难忘未名湖畔博雅塔。
告别未名湖，
没有鲜花、没有欢送、没有毕业典礼，
他们被甩到天涯海角，
历尽坎坷，抛洒青春，四海为家。
真金总要发光，
磨难也是财富，
阅尽人间疾苦，风雨过后现晚霞。
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
他们建功立业，立身立言立名，
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心中的北大！
2013.11.11写于福州市江南水都寓所
作者介绍：
欧潭生，男，福建福州人。1945年3月13日生，1968年毕业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河南部队和农村锻炼至1972年分配到商城县高中教书，1976年调到河南信阳地区文化局，先后任文物科长、地区文管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8年调福建省博物馆，1998年定为文博研究馆员，2000年3月任福建省昙石山博物馆馆长，2005年退休，转任闽江学院考古学教授，2006年被省政府特聘为省文史馆终身馆员，2013年任福建师大考古与博物馆学兼职教授、民盟福建省委老龄委副主任。发表文章200多篇，出版专着有《闽豫考古集》、《昙石山文化志》《欧潭生考古丛谈》等。
1968年欧潭生与韩霞合影
2010年在美国旧金山渔人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