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未名湖畔的这一方土地。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有的人天南地北地往返奔波，而我基本是在原地踏步。北大是一个奇特的、一旦住下便不想离开的地方。它是充满遗憾的、甚至在某些时期是蒙羞的，但不论它有多大的缺失，有的人甚至在此受到伤害和剥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却都是一厢情愿地不改初衷，一样含着泪爱它、恋它！
距今五十多年前，那时的我年少轻狂，浪漫情怀，孤行千里，负笈北上。落定在湖边这一片土，就再也没有、也不想离开。长长的半个多世纪，我先后住过燕园的不少地方，这些住过的和没有住过、却也有过干系的居所和屋宇，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触。世事沧桑，悲欢离合，一切都非常可贵，我来不及叙说，我只能借这几片纸，星星点点地勾画那散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认的雪泥鸿爪。
十六斋
十六斋在叁角地西隅，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筒子楼。这原应是一般的宿舍楼，因为学校发展很快，单身职工结婚后没有住所，就临时成了双职工的宿舍。楼有叁层，房间南北相对，一个房间住一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下子搬进了几十对年轻夫妇，呼啦啦地把整座楼都占满了。我也是这时搬进十六斋的，住叁楼的316号。
房间不大，大约十二平米，除了安放一张双人床，余下的地面就很可怜了。好在那个年代奉行艰苦奋斗，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有一间安身立命的小房子，就已满足。楼里没有厨房，每层倒是有一个厕所，是公共的，男的在叁层，女的在二层。初搬进十六斋，因为没有厨房，各家都把炉子放在各自的门口，加上置放一些必要的厨具，加上堆放煤饼（那时烧的是煤饼）的地方，那楼道就黑压压地成了“巷道”了。
后来学校给每层匀出两间空房，给各家做饭用———我们终于有“厨房”了，不过仍然是公共的。大家动手把楼道里的家伙，搬进了新的“厨房”，顷刻间，整个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放了炉子和煤饼，还有厨房的必备用具，油盐酱醋等等，仍然是挤得不留一个空隙。好在房客都是学校的职工，有的先前还认识，大家都彬彬有礼，也都能互相体谅，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有时还能互相照看，哪家缺了葱啊蒜的，还能互通有无。
住进十六斋时，大家都是青年，事业学问都看不出端倪，但是那种邻里互助的精神，却是愈久愈显得香醇。住在十六斋的那些房客们，后来有的在“文革”中遭难，有的则是飞黄腾达成了各界的要人。
勺园
勺园不是我曾经的住处，但却给我留下诸多记忆。当年的勺园是一个废园。这里原先河网遍布，地势低湿，适于植物种植。燕京大学把它辟为农学院的实验地，外建一个气象站。到了北大，菜圃依然保留，还成了后勤的养猪基地、即猪场了。我上大学时，常到那里参加劳动，摘蔬菜，种树、翻土什么的。后来这里就盖起了宾馆和公寓。现在的勺园，一派灯红酒绿，是看不到那些田园景色了。
勺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史书记载说：“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万钟）新筑也。取海淀一勺水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明蒋一葵：《长安客话》）清代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此有传神的描画：“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垂柳掩之，一望无际。”现在的勺园宾馆就建在这座秀丽的园林上面。楼边的荷池年年新荷灿烂，柳岸摇曳多姿。宾馆落成后，修了一道长廊，形制如颐和园，但长度不及颐和园，宣统的弟弟溥杰先生题写匾额“勺园”二字。
现在的勺园当然是看不到上述这些景象了，现在也是毫无例外地矗立着连片的楼群，这里是北大现今接待宾客的宾馆区，楼房里住的是造访的内外宾客。勺园的多功能厅很有名，许多会议都在那里召开。我们在那里举行新年团拜，举行学术研讨，也举行过季羡林先生、林庚先生的庆祝会。特别要提及的是，我所属的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中文系1955级入学四十周年、毕业叁十五周年的庆祝会———“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也是在勺园举行的。那时正值林庚先生九十华诞，我们向先生献了鲜花。勺园，永远的记忆！
蔚秀园
蔚秀园在北大西校门对过，前临通衢，由此向北，可达圆明园和颐和园。蔚秀园和北大西门之间的道路，是旧时从故宫通往颐和园的御道，现在也还是从内城通向西山的大路，去香山的，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的，再加上北大、清华和101中学这些学校都要通过这里，道路拥挤而繁忙，几乎时时都在塞车。
蔚秀园盖楼是七十年代的事。楼高五层，约十余座，硬是把沿河那些小山脉全给铲平了。我刚搬进园子时，河道里水草依然丰茂，偶尔还能发现二叁只野鸭从水泥涵洞中游出觅食。而如今，所有的水面都已干涸，昔日那种水乡风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七十年代末，我在蔚秀园分得了两小间住房，总共约叁十多平米。这对于长期与人合住、没有独立住房的人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感觉，还能奢望些什么呢！当日在蔚秀园二十一公寓住的，各种人都有，有化学系的资深教授，也有食堂里的炊事员，校医院的护士，在特殊的年代，人们没有级别身份的差异，都相处得很融洽。
蔚秀园五层楼上居住的那些日子，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在那里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并开始了新的思考。我在那里完成的文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那是长久积蕴的喷发。这说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在蔚秀园居住的时候，南面的畅春园还是一片稻田和荷塘。从我的凉台南望，是一望无边的青翠！夏天的夜晚，蛙鸣惊天动地，使人终夜难眠。十里稻香，十里荷香，更是“扰”人清梦。那时望不到边的那些河网水面，如今已变成了同样望不到边的幢幢高楼：芙蓉里小区、稻香园小区（这些命名，还留有旧日的残迹），加上北大的畅春园和承泽园小区，当日都是“未曾开发”的良田——这里原是供宫廷食用的上好的京西稻的产地，如今都在历史的风烟里消失了。
消失的不仅是蔚秀园周边的这一片，北京西直门外从往昔的蓟门烟树到如今的中关村开发区，那些直冲云天的由马赛克和玻璃墙堆积起来的楼群，都是以无边的稻田和荷塘的消失、以美丽的西郊的消失为代价换来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的“家”的获得，是以我们祖先留下的家园的丧失为代价换来的。
畅春园
畅春园的历史比圆明园要早，比颐和园更早。《日下尊闻考》说：此园“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仁皇帝改建，锡名畅春园。”据说，康熙皇帝曾经延请外国传教士在畅春园向他讲习西洋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现代知识。这里曾经是康熙、乾隆、雍正几代帝王留下足迹的地方，也是他们听政和休憩、避喧的场所。
畅春园的繁华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的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说：“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百丈有余。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因故址改建，爰锡嘉名。皇上祗奉慈帷于此。园在圆明园之南，亦名前园。”此书对当时的畅春园有很多细致的记述，宫内四围有小河环绕，河水数道环流苑中，东西有堤，东曰丁香，西曰兰芝，西堤外别筑一堤，曰桃花。古人有诗云：“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可见当日园中水势之盛。
这些在今天当然是见不到了，那些新建的巍峨楼群吞噬了美妙的田园，连同旧日的山脉水系。倒是意外地留下了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山门，作为“幸存者”在这里守护着死去的宫苑，供后人凭吊那往昔的繁华。这两座山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北大的西门外，终日寂寞地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汽车的洪流。
从八十年代末搬进此园，我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我住进畅春园后，手植了四棵石榴，园内两棵，园外两棵，现在还是年年开花结果。我家的对面，是北大二附中的操场，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给了我青春的感受。我在畅春园一住就是二十年光景，在这里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里接待过来自各地的朋友，这里凝聚了我对于人生和学术的诸多感悟。我现在的户口本上，依然写着畅春园这个居住地的地址。
朗润园
朗润园在燕园西，是一座岛，四面环水，水中荷叶田田，水岸杨柳婆娑，是北大后湖风景秀丽的地方。岛中央有许多古建筑，多是清代王公贵族留下的府第，到了五十年代，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剥蚀，已经显得苍老了，但那种不同凡响的恢弘气象还在。园中小山逶迤多姿，山巅有亭，亭隐约于树阴中。朗润园最美的是临水的那些建筑。北大许多名人都是朗润园的居民。五十年代初期孙楷弟先生的住处是一座岛中岛，四面荷花环绕，古槐杨柳掩映其中，真是神仙洞府。从孙府沿溪向东，路旁竹林中数间矮房，就是温德先生的家了。温先生是美国人，终身独处，九十高龄还游泳骑车，也是一位活神仙。湖边盖起公寓之后，园中的居民就更多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陈占元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先后都在这里安了家。
说起临水而居，最有韵味的要数罗列先生的家。记得当年罗列先生住的，是一座水流婉转经过的旧式平房。房前是一条幽雅林阴小径，入了院子，后门即是小河，河边的美人被夕阳的余晖照着，更是引人遐想。这些临水的充满情趣的房舍，今已荡然无存，倒是那亭子还屹立着，见证着往昔的繁华。
朗润园的外圈盖起一批公寓，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学校发展得快，见缝插针地利用“空地”盖起了大批的公寓，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双职工的住房困难。朗润园周边的公寓就是这时盖的，在这些楼群间，还建了一座招待所——那是北大当年惟一的“宾馆”，因为位置在校园的北边，我们简称为“北招”。“北招”后来成了着名的“梁效”大批判组的住处。这些新的建筑破坏了这座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这种破坏在革命高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