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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回忆我与北大

2014-12-17

今年夏初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一篇纪念商务印书馆百周年的文章中说:商务印书馆通过出书以教育人群,是无言之师,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通过言教(包括身教)以教育学子,是有言之师。“商务与北大齐寿,无言的学府与有言的学府并峙,诚 20 世纪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学术界之盛事也。”我有幸既是商务的读者和作者,又是北大的学生和教师,感到无比自豪。

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所走过的一百年,基本上也就是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几乎都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名声照耀着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

30 年代初我念小说和初中时,由于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教员)的 思想影响,就立志要“做学问中人”,向往考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我当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中国各高等学府的情况,只是听父辈们经常谈论蔡元培、胡适与北 京大学,大概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那时就对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有了仰慕之心。我所就读的汉口市立第一中学,老师几乎都是北大毕业生,汉口市的教育界人士常说这所中学是北大派,我的国文老师在上课时似乎一提起蔡元培、胡适,也赞不绝口。一颗幼稚的心灵就这样深深地印上了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盛名。

抗日战争时期,1941 年夏秋之际,我在重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放弃了就近入中央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的机会,不辞长途跋涉,从重庆坐敞蓬汽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我那时已不止是慕北大之名,清华也在我脑海里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后来在昆明与联大同学彭兰女士(后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已故)结婚时,她告诉我,她在念高中时就在同班同学中公开声称要做北大的学生,同学都戏称她为“准北大生”。1939 年她参加大学统考时,三个志愿都是填的北大。我问她为什么,原来也与蔡元培的名字不可分,我们俩同声为当时的中央大学由蒋介石出任校长而感到惋惜。

刚一进西南联大,同学之间最有兴趣于打听和谈论的话题是系里有哪些名教授和哪些名教授是北大的,哪些是清华、南开的。一年级时,我念的是经济系,西南联大把哲学概论列为公共必修课,而同一门课程往往由几位老 师同时开课,学生自由选修,我选修了北大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讲课通俗易懂,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说明什么叫辩证法,什么叫清高。贺先生的讲解既给我从小养成的清高思想一个哲学理论上的根据,也激起了我对辩证法的爱好。学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之后,我觉得哲学比起其他的文科专业来更能直接接触人的灵魂,同时,我还发现哲学更适合我沉思默想的性格,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 我于1943 年转入哲学系,从此,我就走上了哲学之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由贺先生指导。1952 年院系调整,我由武汉大学转入母校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那时我已经是哲学讲师,头一年我讲授的是马列主义哲学史课程,1953 年又转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方向,仍然师从贺先生,研究黑格尔哲学,由贺先生领头、 由我执笔合著的那本小册子《黑格尔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就是在那 时出版的。不久,比贺先生更长一辈的中国第一代黑格尔专家、北大老教授 张颐先生调回北大,我在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征途上又多了一位引路人。如果说,我后来在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还有成就的话,那是与北大、 与贺麟师的教诲分不开的。我在西南联大读哲学系的时候,同学之间传言, 研究休谟哲学在清华,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在北大。我 的哲学足迹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同时受清华学风的影响,也喜爱英美分析哲学,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并未走上这条道路。

在西南联大期间,我还选修了北大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先生讲授的“大陆理性主义”、“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史”三门课程。在“魏晋玄学”的课堂上,汤先生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汤先生常说: “笛卡尔明主一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大意)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我近十多年来经常强调,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强调哲学与文学相结合,与汤先生当年在“大陆理性主义”和“魏晋玄学”两课程上给我 的教诲有着深层的联系。汤先生不仅做学问有“大家气象”,其为人也,雍容大度,笑颜常开,也有“大家气象”。我一辈子无论在做学问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没有学到做到,然心向往之,也感到愧为北大人和汤用彤的学生。

1953 年至 1956 年,我爱人彭兰任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常常向我谈到当时 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气魄,副校长江隆基的宽厚和汤用彤的大度,我俩不时异口同声地说北大实不愧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我觉得北大从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汤用彤,都有“大家气象”,作为一校之长,确能代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学风和文风,北大也因他们的名字而生辉,我们今天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大家气象”。

1952 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真可谓名家荟蔚,盛极一时。只可惜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的北大未能抓住这个机遇,让哲学系像西南联大那样,既有北大传统的学风,又包容清华等校的 优良学风,使学生能继承各家各校之所长,有“得天独厚”(西南联大同学 间自豪之语)之感。相反,大家都被投入了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浪潮之中,真正的学术研究被束之高阁。

50 年代中到 60 年代中,是我在北大集中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和发表论著较多的第一个时期,我的几本对于黑格尔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80年代初,我经常到国内许多高校讲学,大部分主题都是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学员们说,北大有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传统。闻之愧喜交加。1987 年 9 月我出席全德国第 14 届德国哲学大会,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开幕式上特意介绍了我是“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教授”和“黑格尔专家”,我以我的名字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联系在一起被介绍于国际哲学论坛而深感荣幸。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后,主要从 80 年代初开始至今,是我在北大集中研究学问和发表论著较多的第二个时期。我重点研究德国现当代哲学,兼及中国古代哲学。1995 年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是一本结合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人们都说北大哲学系一向以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两个史为“强项”, 北大在两个史方面的师友、图书和学术氛围都给了我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 没有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这个有利的客观条件,仅仅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努力,是无济于事的。近 10 年来,我曾到瑞士、德、法、奥、日、美等国参加各种国际哲学讨论会和讲学,内容大半是中西哲学结合方面的问题,几乎每次会后都有外国学者围上来询问哲学问题,同时也打听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情况,其中不少人表示希望通过我能来北大访问,“哪怕做一次讲演也行”,“但一定要来北大”。

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造就了我的学术生命,我已对北大产生了荣辱与共的感情。1993 年夏,我到香港参加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大陆去了四、五十个人,一天早餐,与我同桌的有四五位来自北京、上海的学者,看来他们彼此间似乎都很熟悉,只是我与他们不相识,也未交谈。席间,他们对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作了一番 议论,从当时的校长到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有评判,我一人低着头,一面咀嚼,一面洗耳恭听,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听到刺耳处,仍不免忐忑不安,汗流浃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母校”之“母”字的意义和感情。 不料用餐结束,他们中的一位在起座时偏偏要同我寒暄,问我:“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只能回答说:“我就是北大的。”他们四五个人连声道歉。 我说:“难得听到来自校外的最真实的声音,你们的评论基本上是事实。” 回校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宿舍区散步,偶然碰上当时的副校长罗豪才同志, 我向他如实地描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两人都笑了,罗豪才同志说:“人家的议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接着,他还向我补充了学校的一些问题。 我当时觉得罗豪才同志作为北大副校长,颇能代表北大的大校风度。我的一名博士生毕业后到一所大学工作,回母校后常常在我面前诉说:“与人家相比,北大的学生太不‘抱团’了,在社会上不免吃亏。”我回答 说:“这也许正是北大传统的优点。”我每次招收博士生,在报名之前总有人问我,“您是否优先照顾北大的毕业生?”我回答说:“决不。”事实上, 我名下的考生好几次考第一名的都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在这一点上,我不避自夸之嫌,敢于宣称:我是不愧为北大人的。

北大由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不仅是虚心听取校外人士意见的,不仅是在招生、提拔干部、提升职称上对是否北大出身一视同仁,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兼容并包的精神当年曾包容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为北大的历史创造了辉煌,今天则更应发扬光大,包容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的创建,为北大再造辉煌。只可惜北大现在最缺乏的是学派的建立。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真具“大校风采”和 “大家气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