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秋天，阳光灿烂，我开始了关键的研究生考试的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去北大中文系的课堂听课。在那所迷宫一般九曲回肠的理科教学楼207大教室里，大约两百人一起上中文系的基础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位子很紧张，因为这不仅是文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还有数不清的校外人士赶来旁听——这似乎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甚至也是北大引以为豪的地方。正是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见到了传说中北大中文系的“温爷爷”——温儒敏教授。
温老师一直强调“基础”的重要性，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多年来，温老师一直关注中小学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而对于大学教育，最基础的是本科生教育，后来我才知道温老师对“大学要抓好本科生教育”这一理念的坚持。这一点在各个大学都跟风要办研究型大学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当下潮流中，尤其可贵。很久以后，再读到《论语·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想起了温老师对“基础”，对“根本”的重视。
记得那天去听课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因为前面的位子早被抢光了。讲台上的温老师和蔼慈祥，甚至很有几分鹤发童颜，讲到得意处，他就笑了，故意停下来看看同学们的反应。于是大家一起笑了。
大教室的最后一排离最前面的讲台大概有五、六米远，我坐在那儿看不清前面，于是干脆站起来靠着背后墙上的玻璃窗听课。
下课的时候，温老师缓缓地走下讲台和前面的同学聊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老人家居然向后面走来，一直走到最后一排，我连忙让路，以为他老人家在教室里散步锻炼身体呢，正思考间，看见温老师就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了，然后定睛望着黑板，我这才明白原来温老师是在试试坐在最后一排是否可以看清黑板和幻灯片上的字，果然，过了几秒钟，他站起来，朝我和身边的几位同学笑了笑，就径自走上讲台的电脑旁边，去修改幻灯片上的字体：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很感动。
没上几次课就要期末了，我来得太晚了，心中十分遗憾，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后还有更好的机会聆听温老师讲课。最后一次课助教张罗着给大家拍照合影留念：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温老师给大一的本科生开的最后一次课。
而我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真正如愿以偿考入中文系的第二个学期，竟又赶上了温老师最后一次给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开课。课程名称是《文论精读》，温老师在课程介绍中选了十篇前辈研究者的论文，让助教李培艳师姐为选课的每一位同学打印了一本《文论精读》课程专用的精选论文集。而且和大家说好每一位同学都要上台讲一次，时间约为一个小时，然后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温老师最后点评。
这课开在春夏之交的每周二傍晚。春天的北京多风，每次上课看见温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两鬓的华发被风吹乱了许多，老师一进门，先把沉重的电脑包从助教师姐的手里拿过来，放在讲桌上，然后就开始一边用手理着被一路的风吹乱的头发，一边看看教室里大家在干吗，要是看见谁正在慌里慌张的吃晚饭，温老师就会开玩笑说要不分他一半？他还没吃晚饭哩。
上了几次课，大家也就嬉皮笑脸起来，因为传说中的中文系大教授也是如此的温和慈祥，平易近人。尤其是在讨论课开始的时候，温老师一进来就在讲台下面第二排或第叁排找了位子坐下，把讲台完全让给了主讲的同学；开始讨论的时候，温老师静静地听大家七嘴八舌的发言，遇到特别离谱的地方，才补充一些，整个讨论气氛异常活跃，不知道是因为教室特别小，大家坐得紧凑，因而十分热闹，还是因为温老师慈祥宽容的目光和笑容让大家忘记了在其他讨论课堂上惯有的束缚与紧张。
这次我们是在第一教学楼的叁楼上课，窗外的小树林里常常有布谷鸟飞来飞去地欢叫着，林子由淡绿渐渐转为浓绿，以至墨绿的时候，我们的课程也接近尾声了。这时同学之间悄悄传出了一个坏消息：温老师不久就要正式退休离开北大了。
我们都为此黯然，同时为自己能赶上这门课而感到庆幸，当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上这门课的同学都十分懊悔和惋惜。课程结束后温老师请大家去他的新家玩儿，我们去的时候给温老师和师母送了一大束美丽的百合花，夹在花间的小卡片上写着：“上善若水，温润如玉。”
在温老师家里，我们见到了和温老师一样和善慈祥的师母，师母笑起来特别好看，遥想当年，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她见到我们进来，连忙给我们泡茶， 温老师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封特殊的“信”给我们看：原来是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写给“温爷爷”的。歪歪扭扭的稚嫩的笔迹写满了一张大作业纸的正面和反面。原来这个小家伙在向温爷爷“告状”：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禁止他看课外书，而小家伙记得温爷爷在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是鼓励孩子们适当阅读课外书的，于是聪明的他就给敬爱和信赖的温爷爷写信：首先汇报了自己的功课情况，重点是请温爷爷给他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批评批评他们，信末还附上了他们家几乎所有的电话号码。
参观了温老师书香氤氲的新居，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温老师还请大家美餐了一顿。
席间，温老师基本不怎么吃东西，而是乐呵呵地望着我们这些少不更事不知忧愁的笑脸，不断地让我们都“多吃点儿”，真是像一位看着满堂儿孙的老爷爷。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研究生禁不住也像大一的小朋友一样要称呼他一声：温爷爷好。
在那次吃饭的时候，温老师了解到我是回族的，全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就对我说：“有信仰是很好的一件事。”他鼓励我多读读伊斯兰方面的书，还可以关注一下张承志、霍达等回族作家的作品，我说他们不都是当代作家么？我们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呀，温老师的脸色似乎有点严肃了，他说，现在专业分得太细问题很大，各个专业的研究者固守于自己的小圈子，学问就做不大。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你们刚开始进入研究领域，要多读书，打好基础，尤其是学现代专业的，也应该好好了解一些当代的情况，最好是现当代“不分”，把研究课题做“活”。
转眼间暑假就过了，新的学期如约而至，刚过了百岁华诞的中文系迎来了80余名新生。温老师应邀给他们讲了开学的第一堂课：对于中文系系史的讲课。
短短两个小时，温老师不仅讲述了对于系里许多流传久远的“传统”和“精神”的奇闻异事，还和大家分享了他多年来收集和珍藏的中文系的老照片，有浦江清、乐黛云等各位老教授，还有当年的沙滩红楼，北大河沿。同学们认真地听着，我坐在旁边的位置上，远远望着他们那青春的眼神流露出对新的学习生活无限的憧憬与期待。
快下课的时候，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温老师献上了一大束鲜花，温老师捧着那一大束鲜花又对大家嘱咐了几句话，然后说，请来自农村的同学站起来，他要把鲜花转送给他，话音刚落，一位瘦瘦的男孩就站了起来，温老师亲自把鲜花送到那个男孩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来到这里，尽快适应新环境，好好学习，相信你会不断取得进步。”
尽管我们都依依不舍，温老师还是退休离开了北大，我们听说他已经被山东大学中文系特聘为文科一级教授，于是我们想：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有福了。
温老师有时出差回来的时候，如果去教研室查收邮件或办别的事，就常常叫学生也过去聊聊天，论文呀，课程呀什么的。有一次，我刚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就一起带进教研室，温老师接过我手中的几本书，翻了翻，笑着说，这本书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看看他指的是大江健叁郎的《广岛札记》，我匆匆看了一眼，16开本的，将近200页，要是我看最少也得一个上午吧！我才忽然才醒悟：这样的作品，随便翻翻，作为眼界的扩充，最多精读一两篇也就行了，不必一篇一篇细读，可不就是一小时就可以搞定吗！原来我读书的效率低下正在于对书籍进行有效分类的意识过于淡泊，温老师看我十分迷茫，就说一定要制订读书的计划，要建立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也许因为我本科的专业不是中文，温老师特别嘱咐我要有信心，还给我开了两张书单，让我补充阅读必要的篇目。
我常常常想起在中文系新生的第一堂课上，收到温老师转送的鲜花的那个男孩，我们都是多么幸运：在自己学习生涯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能受到这样一位让人敬爱的老教授的关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