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说着不得不说的话，做着不得不做的事，见着不得不见的人。“不得不”代表了我们被生活所迫的窘态。在这种窘态之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以逗比的心态聊以自嘲，借以表达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和假装与这个操蛋世界的貌合神离。似乎“不得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唯有顺之，方可御之。
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停在某个时间和地点永不前进。譬如2008年的北京城，并没有指数爆棚的雾霾；譬如静静午后的五四体育场，篮球鼓点般的奏起；譬如桑拿天午夜的餐桌旁，喝着6块一瓶的燕京普啤，觥筹交错、唾沫飞舞、荤素相杂、腹黑嘴损。
可惜的是，上述种种，只是魏王豹的“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于是，我们不得不兴匆匆地来，哀兮兮地滚，而且有多远滚多远。早已不是那个女神一甩秀发，我们小心脏一路狂飙突进的时代了。因为“不得不”。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份工作，然后租个房子，与室友逗比，与女友（或男友）谈婚论嫁，颠起大勺炒盘土豆丝当晚饭，然后洗洗睡了。
我一直以为理想这个东西不存在，只不过是因为觉得不喜欢现实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换句话说，理想也是现实一种。你的理想就是他人的现实。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别人的生活，然后以一个逼格较高，目前乃至未来自己都无法企及的现实作为自己的目标，美其名曰理想。
当然，我可能错了。也可能是我对的不明显。因为每当别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时候，我或者不知如何回答，或者回答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哔哔。我说我要当官，可是当官的千百万，大老虎小苍蝇一大堆；我说我想当科学家，可是我连自己的家都没有，这科学吗？我说我想当老板，老是老了，就差块板子了。
于是，经过岁月无情而又短暂的历练，我发现我成为一个逗比的潜质已然从量变到质变。于是我决定不能沉沦就此，于是我不得不收起我的所谓理想，然后向别人的现实出发。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已然成为我生活的最佳注脚，我也由衷而又恶毒地把这句话送给你，你，还有你。
生活在别处，多么正确而又无比装逼的格言。此时此刻，当我在万柳公寓写下上述废话的时候，我不得不佩服写这句话的那个捷克老头子。我待了1年的万柳，我学了3年的硕士，我混了7年的北大，都已经成为过去，而我即将骑着自行车踏上不归路的别处人生。
几天以来，迎来又送往，喝醉说大话，满手玻璃碴，都在向我宣告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未到来。从此不为学生，只做校友，进校门出示证件，没带证件还要登记。学一学五，农园家园，康博思面食部，想着一群快乐的二逼青年、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刷卡买饭，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当我送走好友时，当我因不能买站台票而不能送其上车时，我多么希望能够给北京站留下一行清泪，显示我粗犷的外表下糙了吧唧的内心。可我看到火车站特警站岗、武警巡逻的同时，我难以流泪，生怕把我流泪当成一种按下按钮的信号。我向好友挥挥手，带走了一身臭汗，然后无比装逼地在站前垃圾桶旁边抽完一颗烟，45度仰望看不到的天空几秒钟之后，义无反顾地冲向地铁站，去寻找那梦中的冷气。
我知道好友不会怪我的，因为她也是一身臭汗。我知道如果时间能够再长一点，或者检票的叔叔阿姨能够让我通过那道安监系统时，我说不定会流泪。我多么希望我能痛苦一回，然后费上一袋纸巾，通过朦胧泪眼减轻我的近视度数，好向周遭人群证明，我是多么不知害羞地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又或者，我是多么在乎这一趟地铁所花的2块钱，不哭收不回成本。但是，我只是伤感了一会儿。
说散就散，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昨天还一起朝夕相处夜夜卧谈，放屁打饱嗝声声相闻的兄弟，今朝一时就各奔前程。某个寝室人员全部走开之后，保洁大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其寝室扫荡一空，那怕连一个纸片都没留下。待了3年最终还是难留一物以睹，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悲哀，又或者就是我们生活的常势。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各地战场，打尽枪里所有子弹，然后撒一泡尿，冷却枪管，提了裤子，或者来不及提裤子让别人提，或者根本没穿裤子让东莞提就走了。临走了只能说道：不过如此。革命前辈有言，世界是你们这帮孙子的，也是我们这帮爷爷的，但终究还是你们这帮孙子的。好吧，我承认，我就当一回爷爷吧。某个逗比也许会说：“你！大！爷！的！”
收拾行囊，奔赴战场，这是盖棺定论之前最为英勇的人生行为。人生没有弱者，能够活到明天见到太阳的都是赢家。当然处于北京的雾霾天气的语境下，就当我说的话是夸张修辞手法吧。别人说我没正经，我不得不辩解说，我正经的时候，你们都在看爸爸去哪儿了。
那好吧，以庄严肃穆的语气，我要说：再见，北大！再见，万柳！再见，我的学生时代！我以七年的青春和20来万的代价把大学上了，壮哉！这价格，估计李师师、杜十娘也会相形见绌的。好吧，我又不正经了。可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谁又正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