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踏入燕园，李继凯学长和陈国荣学长已年逾古稀。从1965年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至今，转身之间已50个春秋。
从左至右：大学时期的陈国荣、李继凯，再回燕园的李继凯、陈国荣
一塔一湖旁
李继凯和陈国荣今年都是76岁，已近耄耋，身体依旧硬朗，大步流星走在燕园，让人不难想见当年身姿的矫健。忆起当年，老人立马健谈起来，笑指对方“相当厉害”。陈国荣是北大梅花拳代表队的队员，李继凯则是北大田径队的代表。“当时各个高校都有武术代表队，但梅花拳代表队却是北大独此一家，为北大拿过不少奖”。——说起母校当年的风采，语气里净是自豪。在老人热切的诉说和时而爽朗的大笑中，60年代的燕园似乎抖落岁月的尘土再次生动鲜活起来，那些浓烈的往事，一件一件地，跳跃在我们眼前。看得出老人记忆中的北大——流光溢彩青葱常在。
在北大读书的岁月温暖安静，陈国荣和李继凯回忆。1959年他们入北大读书，恰是一段举国维艰的岁月：当时的中国外有债务内逢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口粮供应都异常紧张。北大将整个时代的窘迫都挡在了门外，保留了一方富足，供学子们暂时不谙世事潜心读书。陈国荣和李继凯出身并不富裕，在学校能吃供应的足份公粮，堪称幸事。正是这样6年的滋养，年轻的陈国荣和李继凯在知识中发芽、成长、破土。北大的教养不仅给了他们过硬的专业基本功，更锻就出了一颗迫不及待奔赴“战场”的报国心。
晨起出征时
6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对于陈国荣和李继凯也不例外——想到能将所学武艺回报祖国建设山河，他们心头如笼着一把灼灼的火。在等待分配的毕业季里，年轻人摩拳擦掌，出征的兴奋远盖过了离别的感伤。1965年，李继凯和陈国荣毕业，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久，各地急需专业人员前往以勘探检测核试验给本土造成的影响，相关辐射保护和放射卫生工作也急需专人承担。当时的李继凯26岁，既是班长又是第一批入党同志，填报工作志愿时认真写下新疆、西藏、云南——5个志愿无一不是边陲。陈国荣没有主动填报西藏，但命运却将这哥俩儿捆绑在了一起——两人同被分配到西藏，成为北大第一批派往西藏的毕业生。
李继凯、陈国荣初到拉萨时
从北京到西藏，从中心到边陲，这样大跨度的选择放在当今，也需思量再叁，更不消说在交通联络不发达的60年代。那时分配至西藏，或许就意味着这一生便扎根在这莽莽高原了，更遑论那时的西藏苦寒贫瘠亟待建设。但接到分配通知的那一刻，李继凯和陈国荣回忆，两人心里都没有半分沮丧和失落，甚至家庭也没有给他们一丝阻碍和压力。老人认真反问：“国家把学生培养出来，学生为国家做事不是理所应当吗？”正是怀着这样的赤子心肠，他们褪下青涩换上行装，告别亲人走向西北莽苍的高地远方。
酣战仍挥日
就这样，李继凯、陈国荣，还有一名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叁人一起来到西藏卫生防疫站报道。防疫站从规制到设备都不健全，甚至都没有专门的科室来接纳这叁个从事工业卫生工作的大学生。李继凯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西藏的卫生防疫站一共就6间房子，只好把卫生和防疫合并，给我们科室腾出了一间房。”在这个新诞生的“工业卫生科”里，叁个人立马张罗起自己的工作来。这份工作需夜以继日地跟辐射打交道，对身体的损害叁人心知肚明，但谁也顾不上抱怨。
然而他们马上发现，比起健康，工作开展还面临更大的现实困难：科室成立起来了，但设备却基本上一件也无。李继凯和陈国荣回忆，当时卫生厅举办了第一届叁防学习班，工业卫生科承担防原子、防化学的课程，培训结束，教学用的仪器和设备留了下来移交给他们，科室这才有了自己的设备。然而一套设备，对于排得满满的专业测量任务来说显然“力不从心”，许多样品甚至来不及在规定时间内测量。但叁人毫无怨言，一头扎进那方小小科室，就着简陋的仪器焚膏继晷。这艰辛让听者都皱起眉头，两位老人却似不以为意，欢畅地和大家谈起他们“机智”地“物尽其用”——那时没有采样器皿，我们就用防疫站的瓷盘来代替。
除了设备外，科室人手也极短缺。每次核试验结束后是紧张的核监测工作——全天24小时不间断检测，持续进行一个月。这项工作需得15到20名员工协调方能为继，但新成立的工业卫生科，他们叁人已是全班人马。监测至少两人同在，可以想见休息时间对他们来说简直稀如牛毛。说起那段“缺觉”的岁月，陈国荣笑聊当年“囧事”：“我们困得不行，就只好抽烟提神。可真的太困了，抽烟的时候就睡着了，最后是烟头掉在身上把自己烫醒了。”虽已是往事笑谈，听来仍旧让人心底泛酸，也更升腾起对眼前两位老人的敬意——究竟需有多大的热忱和毅力才够支撑起这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呢。老人笑道，后来实在没办法，向防疫站借了员工来，四个人两班倒，又调整了采样频率，才算有喘气的机会把工作进行下去。
卓绝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换来工业卫生检测状况的巨大改观。在他们的手中，西藏自治区有了完整的监测数据，并且第一次和全国各地联系成了完整的监测网络，他们还曾在数据的记录和测量中发现异常，推算出印度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冒顶。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整个监测网络得到一等奖的奖励，成果也在西藏地区获奖。奖金只有几百块，每人只分得几十，但对他们来说，成果发表，贡献得彰，艰辛获偿，几十块奖励如小孩得到的第一罐蜂蜜一样，值得珍藏回味。
老骥千里志
李继凯是河南人，陈国荣是广东人，刚到西藏时候，两人均未逃高原反应之苦。李继凯回忆：“我们那时住在叁楼，还没适应当地的环境，一上楼梯就喘气。”但尽管高原悍冽，苦吃了不少，两人却对那片雪域和小小的科室无限眷恋。1977年，李继凯得了高原性心脏病，身体难以为继，不得已调回河南省地震局做仪器研究。陈国荣则坚守旧地，直至2000年退休才回到成都。问及陈老这漫长的数十年可有过回内地的念头，他指着身旁老友不假思索：“他是身体有状况才走，我没什么理由离开嘛。再说做了这么久，实在不想放弃。”事实上，1982年陈国荣曾被调回内地某县防疫站做副站长，但是工作的清闲和生活的安逸让他倍感不适——毕生所学全无用武之地。陈国荣心里记挂西藏，又放不下自己埋头十几年亲手创建的监测网络，于是又主动申请调回了西藏，继续在西藏坚守了近20年，这才退休回到成都。聊起退休后的生活，陈国荣脸上明显挂着落寞，语气也有些悻悻：“人生地不熟的，也做不了什么。”
不难察觉，老人的感喟里，分明有着一份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不甘。已经过了50个春秋，已经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西藏，献给了国家，他们仍觉不足。曾经忠诚热血的少年，今天已白发苍苍。但跨越了半个中国穿梭了大半人生旅途，拳拳报国心跃动却一如往昔，这份真挚的爱与无奈，旁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从高原开疆辟土的日子聊到内地的退休生活，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两位老人或只是无数个北大人中一抹极浅极淡的剪影。有着千千万万的北大人，他们散落在神州大地、中华四方，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很多人未曾知晓，他们在不起眼的一隅是怎样的尽力绽放。然而功不唐捐，为祖国为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这一笔已足够浓墨重彩，极近绚烂。人生匆匆数十载，正如二老感叹：“也算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没错，“做自己该做的事”，未负少年，亦未负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