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日诞生在通州,今年是他诞辰80周年。刘绍棠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1954年,进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中文系学习,195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
一、大运河畔的童年诗画生活
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着名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啊。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绍棠就被送往邻村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副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0岁时刘绍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绍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就小有名气,初中还没毕业,他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做编辑
刘绍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1724年)改称京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国民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
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刘绍棠以国语、算术、常识叁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绍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突出地显现出来。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亡早自习。报童生涯使刘绍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旧京人民的生活。
刘绍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
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
刘绍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潞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迁往城南。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成为私立潞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潞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着名的科学家宋叔和、马文昭、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淳、梅熹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1951年9月,刘绍棠踏人向往已久的潞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 《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人高二的语文课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课的红楼。”看着他指的楼房我莫名其妙地问:“那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谢氏楼’,是为了纪念美国着名汉学家、教育学家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是红色的。”我更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二、他考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人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为他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与燕京大学合并,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搬人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绍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成为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人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由回廊相通,还有跨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买了这个院落,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修缮。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所占。抗战胜利后,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
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叁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叁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会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 《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但是,1957年风云突变。3月份,刘绍棠出席了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全面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与挚友丛维熙合写文章赞扬这篇小说。后来刘绍棠又参加几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反右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组织了一系列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
重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在乡亲们保护下,他躲过了“文革”一劫。
1958年10月,刘绍棠被编人北京市“右派劳改大队”,送往京郊劳动。他先后在门头沟永定河畔挖沙石,在京东百子湾火车站修铁路,在西直门木柴厂卸木料,在大兴高米店和通州永乐店修水利。直至1961年11月,刘绍棠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因为他原本就是专业作家,无公职,不拿薪金,摘帽之后仍无公职、无薪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重新发表作品也很困难。胡耀邦几次亲自为他联系工作,都没有解决。刘绍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刘绍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敬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绍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绍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绍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着又认真重读。
刘绍棠重回故乡的决定,在“文革”十年动乱中显得越发正确。儒林村的乡亲们憨厚朴实,在“文革”中也没有打斗分派。他们始终为村里出了刘绍棠这样的文化人而骄傲,从不认为他是右派、反革命。正是在乡亲们的保护下,他躲过了“文革”中的一切灾难。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在极为困难的政治环境下,刘绍棠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叁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打倒“四人帮”叁年后,刘绍棠终于被彻底平反,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叁、在寻访儒林村途中感受到,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
我去儒林村寻访费了一些周折,却感受了乡亲们对刘绍棠的热爱。我先查了几种地图,都没有查到儒林村,后来在网上才查到了。它现在属通州区西集镇,在张家湾镇东南。为寻访曹雪芹的踪迹我曾去过张家湾镇,儒林村比张家湾镇还要远十多里。我接着查找公交路线,去通州、香河方向的938路有十多条支线,但也查不到儒林村,看来儒林村是太小了。
我决定先乘车到离儒林村较近的姚辛庄。到姚辛庄下车后,我原以为这里会有小公共汽车可到达儒林村,遗憾的是问了车站上的几个人,回答都不知道。正着急间,一辆小汽车停在附近。我忙过去问,儒林村还远吗?怎么走?他回答,这里是运河西,儒林村在河东,不是很远,但走过去也需20多分钟。接着他问,你去儒林村做什么?我说,我去看看大作家刘绍棠生活的地方。这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我们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我送你去。我问要多少钱?他笑着说,您大老远的专门来看刘绍棠,我还能要钱吗?上车吧。
在车上他向我介绍,运河在这里向西拐了一个弯,河东岸有叁个小村。北面是沙古堆,南面是儒林,儒林以东是供给店。说话间儒林村已到了。我向他道谢,他却说,很对不起,本应该陪你在这里转转,但我还有事,失陪了。
我进了村。村子实在很小,很安静,路上见不到人。走了一段,我看到一间小卖部,推门进去,有几个人在聊天。我说明来意,他们一听说我是专程来看刘绍棠,也都像那位司机一样兴奋。一位老者说:刘绍棠是我们村人,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绍棠是大作家,但没有架子,当年和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很熟。我问他刘绍棠居住过的地方,比如刘家的祖屋,他出生的房子,“文革”中住的“鬼屋”都还有吗?这一问大家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还是老者说,这些年老房子都拆了,有些房子都翻盖好几次了。一个年轻人说刘绍棠的侄子还住在村里,我带你去看看。他带我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院落,遗憾的是院门紧闭,家中无人。年轻人又陪我去供给店村看刘绍棠上过的学校。学校已并人沙古堆小学。小学原址关帝庙早些年也拆了,现在这里安放着运动器材,大约在原后殿的位置是村里的老年人活动站。年轻人告诉我,供给店村东就有938支线可到大北窑。在儒林村,我看到了刘绍棠生活了几十年的环境,更感受了乡亲们的淳朴与诚挚。
四、西城光明胡同中的刘绍棠故居
在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时,还有一条罪行是“刘绍棠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城里买下了房子,贪图安逸享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这要从刘绍棠结婚说起。
上高中时刘绍棠就与同学曾彩美一见钟情,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上世纪50年代人们结婚较早,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退学后,在家人的催促下,1955年8月刘绍棠与曾彩美结婚。当时刘绍棠的父亲在前门鲜鱼口玄帝庙胡同租了叁间小房,全家九口人都住在那里,再加上新婚的刘绍棠夫妇,实在是挤不下。刘绍棠曾向团中央、中国作协等申请住房,一时也难以解决,朋友们劝他买房。当时不少作家如丁玲、老舍、艾青、周立波、赵树理、李季等都在北京城里买了房,房价也很便宜,买房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了解决燃眉之需,在朋友们的介绍下,1957年夏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买了房。
光明胡同很好找。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安门大街,接近大街东口往南有一条较宽敞的胡同就是光明胡同,胡同东临府右街。
光明胡同因位于其西的大光明殿而得名。大光明殿建于明嘉靖叁十六年(1557年),内供奉玉皇大帝,是一处皇家道观,规模宏大。清初,朝廷仍很看重大光明殿,许多重大活动在此举行。雍正、乾隆年间,曾对大光明殿重修。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光明殿因曾做过义和团的拳坛而被焚毁。
刘绍棠买的光明胡同45号,只是一个小小的叁合院,没有北房,南房叁间算是正房。中间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书房很小,只有十多平米,刘绍棠称其“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房、堆房等,还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
刘绍棠买下房后并没有在这里“享乐”多久,半年后他就四处劳改,后又回乡十多年,在这里居住的是他的父母、妻儿。直到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在这里他又一次焕发青春,进入新的创作高潮,几年时间完成了数十部长篇与中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刘绍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绍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
伤病并没有让刘绍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