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城有一条长达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如同一根野心勃勃的竹棒，把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内的主要建筑串成一根宫廷御制糖葫芦。信风水的人把它看作北京的龙脉，在这条龙脉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
在棋盘似的内城，街巷胡同有条不紊地画出棋路，中轴线劈开一条楚汉河界，四合院恪守棋子的职责，紧紧地拱卫紫禁城。
作为“紫禁后护”的钟鼓楼，“司晓晨，节出入，丽壮观，播远听”，吼出了龙族魂牵梦绕的韵脚。
杨昌济故居就坐落在钟鼓楼东边不远处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这条胡同里有位姓陈的师傅，开了一间有名的豆腐作坊，胡同因此而得名。这条胡同西接钟鼓楼，东邻那彦图的亲王府，身后是绵延七百多年的繁华与动荡。早在元朝时期，豆腐池胡同一带就因积水潭开设了码头而兴盛起来。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形成了缎子市、皮毛市、铁市等街市，甚至一度出现过买卖人口的人市。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蔡元培校长的聘请，任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到北京后就住进了豆腐池胡同9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如意大门的上方，挂着“板仓杨寓”的匾额，一块小小的木牌把长沙板仓冲与北京豆腐池胡同铆在了一起。
前院有侧房叁间，北房叁间，东厢房叁间，杨昌济就住在前院的北房。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住进了东厢房。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住着杨昌济家的亲属和佣人。当时宅院里，栽种着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院中高高的梧桐，为主人静默地守候一只飞栖的凤凰。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冲一个耕读人家。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资格，东渡日本攻读教育。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到德国考察教育。
1913年，杨昌济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回国，先后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教授哲学、伦理学。
他先后翻译和编辑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并着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历史信手涂抹的几笔重彩，没有被时间看在眼里。杨昌济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退得越来越淡，还原为原木本色。房屋已老，构架仍在，杨昌济的思想、操守都已浸润、依附在了老宅的构件之中。
杨昌济生逢乱世，此时，大清王朝接近尾声，北洋政权也已行将就木。他穷其一生，探寻救国之路。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山长的阻挠，毅然加人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新学、新政奔走呼喊。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为明心志，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的联句。
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虽身处异邦，仍不忘祖国，改名怀中，并且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杨昌济回国后，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逆潮流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
杨昌济到北京后，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子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为了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的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
时光像遗失在人们柔软的心坎上的一颗种子，长出历史的擎天大树，所有的激情、混乱、动荡、名声都被迫缩写在一片薄薄的叶片上，被人们苛刻的观念噬咬、被政治的气候拷问，退去了初始鲜亮的面貌，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脱落了。
初到北京，毛泽东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人江海作“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珍惜人才的杨昌济，为毛泽东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介绍了一份图书助理员的工作。不过，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的红楼里，毛泽东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亮堂起来。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叁湘才子，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阅览者姓名的小职员，他曾试图与前来图书馆阅览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聊聊，可这些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一次，毛泽东在北大听一个讲座，他向站在讲台上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知道提问题的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时，竟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活动范围狭小，像一艘帆上打满补丁的小船，只能在浅滩附近摇晃打转，无法靠近时代翻腾起的焦躁浪潮。
在北京，能够坐下来听毛泽东说话，而且能听懂他一脑子的卓思悬想的，恐怕只有杨昌济一个人了。豆腐池胡同没有对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板起冰冷的脸孔，“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北京是地狱，也是天堂。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杨昌济的哲学理念、道德思想，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深为杨昌济所欣赏，他的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满分100，而杨昌挤给了毛泽东105分。杨昌济长年坚持洗冷水浴，受杨昌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在风雨大作的夜晚露宿于岳麓山，到湘江击水，并一生坚持到江海中游泳，以此磨炼意志。
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情，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国家为有机体，犹人身之为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日更可装置也。”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人膏盲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踏，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