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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有个长寿俱乐部

2015-04-02

 

北大哲学系1912年建立,当时是中国的唯一。四十年后的1952年,所有大学的哲学系并入北大,又一度成为中国的唯一。北大哲学系还是一个知名度超高的系,中国政治、思想、社会、文化,每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和它相连的那一连串不朽的名字,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宗白华、朱光潜、周辅成……

如今,这个系又拥有了一个有趣的别称——“长寿俱乐部”。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中,90岁以上的就有十余人,85岁以上的更是超过20人,占知名教授近半数。系主任王博称之为哲学系“一大骄傲”。事实上,长寿似乎也成了北大哲学系的“传统”,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95岁离世,金岳霖、朱光潜和宗白华,叁位哲学大师都是终年89岁,“新心学”的宗师贺麟90而终,伦理学大师周辅成2009年离世时,已是98岁高龄。

为探究哲学教授们的长寿秘密,记者走访了北大哲学系93岁的杨辛教授和91岁的李德齐教授。两位睿智而有趣的老先生过着远离浮华的简朴生活,兴趣爱好广泛,即便身处斗室也自得其乐。与上一辈哲学大师一样,他们醉心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把钻研学术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而正是对学问的矢志不渝,让他们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研究哲学,也把哲学落实到做人做事,知行合一,不管面对什么事都能保持“坦荡荡,看得开”的达观心态,或许正是哲学大师们能保持长寿的“秘方”。杨辛教授说,“仁”是北大哲学系薪火相传的精神,而“仁者寿”似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

不求寿而得寿 埋头学术不知老之将至

北大东门再往东几百米,有一片老旧的红楼,如火柴盒一般密密地排列,这里曾是北大最大的一片宿舍区中关园,留下过无数名人的足迹。

爬上逼仄狭窄的水泥楼梯,敲响一扇锈迹斑驳的防盗门,开门的是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先生,93岁的杨辛教授,着名的美学家、书画家,早年师从徐悲鸿,他所着的《美学原理》是所有艺术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然而杨教授的家却不太符合“美学原理”,7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基本没有装修,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杂物,连转身都困难。老人丝毫不以为意,笑着解释:“学校在五道口有一批新宿舍,我能分个140平方米的房子,可最后我还是没搬,因为这里安静,住惯了。”

直到记者又拜访了哲学系另一位长寿老先生李德齐的家,才发现这种“乱”不是杨教授独有,大概是教授们的“风格”。他们心无旁骛,陶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衣食住行全不在意。

杨辛教授谦虚地表示自己在系里年龄只排第二,排第一的是94岁的张世英教授。说起哲学系的长寿传统,杨教授细数他认识的老先生们:“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朱光潜和宗白华都是89岁,可要说他们的养生秘诀,还真没听说过。”

在杨教授的记忆里,哲学系这些着名学者们吃穿极不讲究,不补充营养品,也没有谁喜欢运动,很多人都住过中关园简陋的平房和旧楼。“朱光潜先生常年在北大的一个小理发店理发,老板一直以为他是个看门老头,后来听说他是知名的大学者,大吃一惊。”

“也许,支持他们生命的最大动力就是钻研学问的乐趣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的兴趣都在学术上,有精神力量支撑,有追求的生命自然长久。”杨教授沉思片刻后说道。

哲学系的另一位教授李中华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大家,他和杨辛教授有着类似的说法,认为这些老先生从未刻意养生,生活平淡自然。“长寿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结合在一起,保持非常平和心态。周辅成先生活到98岁,他常说,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

李中华回忆老师冯友兰,“他创造了世界学术史上一个奇迹,从85岁到95岁,他重新写了七本书,加起来应该有200万字。第七卷是在他95岁去世前叁个月完成的,完成他就放心了,如果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

朱光潜去世前的一桩小事也让杨辛教授记忆犹新,“朱先生从医院回来,发现自己的书都不见了,原来家人怕他不顾身体又看书写书,就把书都藏到叁楼去了,老先生锲而不舍地爬上去找,把家人吓坏了。他说是因为刚翻译完的《新科学》里有一条注释不妥,他要修改,要不然心里总放不下。”

这些老先生去世前还在动脑子,思考问题,无暇顾及其他,“不知老之将至”。他们从未觉得自己老,因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仁者寿”的真谛 做一个心中坦荡荡的君子

在杨辛和李中华教授印象中,哲学系老先生们不但是智者,也是仁者。“在中国哲学中,有‘仁者寿’的说法,儒家讲究‘以德养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活到83岁,在古代算是很高寿的,儒家的养生突出‘德’,积善成德,不做亏心事,所谓君子坦荡荡。”李中华解释。而“仁”字在杨辛教授看来,是北大哲学系薪火相传的精神,“上一辈的学者们对我们后辈的那种仁爱和关怀体现的是他们做人的境界,这和他们学术的境界是统一的,哲学其实最终还是落实在做人。”

杨辛和汤一介是高中同学,两人曾一起做过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的助手。“汤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我曾经吃住都在他家。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汤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邓稼先从沦陷区送到了西南联大,否则,很可能就没有这个两弹一星元勋了。”

而这样的“仁”杨辛教授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传承。2012年,杨教授捐款100万元,以汤用彤老师的名义为哲学系学生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2013年,他再次捐款50万元设立“杨辛荷花品德奖”。他念念不忘少年求学时得到别人资助的恩德,希望可以多帮助一些年轻人。

环顾杨教授的家,还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几乎找不到一件新家具,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装修,水管上都是斑驳的锈迹。看到记者的表情,杨教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笑起来,眨着眼故作神秘地说:“你肯定想知道,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吧?我一个拿退休工资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然后,杨教授自己揭开了谜底:“我把多年收藏的艺术品卖掉了之后筹集的,当然,没有全卖掉,还留了一点给孩子……”老人眼睛里全是快活。

杨教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读那些得到资助的学生写给他的信,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努力,他似乎看到了年轻的自己。“越关心别人,自己的心就会越开阔,相反,越自私自利,苦恼反而越多。这个‘仁’字对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开阔坦荡的心灵正是寿者的特征。李中华教授谈起他的老师冯友兰、张岱年,用了“坦荡荡,看得开”6个字。“一个人如果坦荡荡,他就会胸中磊落,没有太多的愧疚,他的心态就会变得和乐,看得开。拥有开阔的精神世界,就不容易被名利琐事纷扰,吃亏也不会斤斤计较。梁漱溟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就不能公开讲话,也不能发表文章,拮据几十年,但是他还是那么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