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7日下午，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名师大讲堂第八场报告会在理教106室举行。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世界史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钱乘旦教授以“对于‘民主’：历史与现实”为题，通过丰富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的比较，为现场听众生动解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一词。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报告会。
钱乘旦认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将其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要更好地实现民主，尤其是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以下问题：“民主”是什么？“民主”有什么功用？如何构建“民主”？“民主”有哪些优势和缺陷？
钱乘旦主讲名师大讲堂第八讲
钱乘旦从“‘民主’是什么”切入，详细阐述了“民主”的历史、现状和功用，指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是“必然使之，必须求之”，并且要“植根本土，立足长远”。他表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是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人们对“民主”的一般理解，可以回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制度的定义，他认为有叁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一是一个人的统治，即君主制；二是少数人的统治，即贵族制（也叫精英制或寡头制）；叁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制。后来多数人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去理解“民主”，即“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因此钱乘旦也按照这个定义与现场听众来讨论“民主”的问题。
从“民主”的历史来看，西方历史上迄今出现过两种“民主”：一种是古典民主，即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一种是现代民主，即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度。钱乘旦从两种民主模式的历史时代背景、发展和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希腊出现了很多小的政治实体，即城邦，先后大约有200个城邦，每个城邦内部矛盾重重，主要是公民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城邦的外部环境很差，不但城邦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还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波斯。这种来自内外的压力促使城邦在政治结构上需要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架构，以凝聚城邦公民的力量，对内要进行奴隶统治，对外要抵御其它城邦及外部敌人。换言之，古典的公民民主是城邦生存所必需，是所有公民（自由人）的政治共同体。
这种古典民主有四个政治机构起作用：执政官，也就是首长；议事会，相当于政府机构（行政机构）；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陪审团、陪审员，是司法机构。在雅典的民主辉煌时期（伯里克利时代），每一个公民，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可以直接执行公务。而谁可以担任公职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抽签决定。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第一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阐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多数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指斯巴达）。我们知道我们的制度是最伟大、最美好的，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战争的结局是斯巴达集团胜利了，这场战争也结束了希腊的公民民主时代。
从历史上看，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古典民主）从公元前6世纪初开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持续了大约180年时间。之后马其顿东侵，是一个专制的体制。罗马兴起之后不断向外扩张，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小国寡民那样的公民民主，这是不断扩张的结果。从罗马开始，古典的公民民主就消失了。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出现了封建状态。在封建时代，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最主要的特征是主权）是不存在的。即使那时有所谓国家，它的主权也是被分割的。封建时代的土地是分封的，被分封的土地同时带有所有的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司法的、立法的权力等都控制在领主手中。在这种政治架构下，民主是不存在的。这种封建状态在西欧持续了近一千年，也就是后人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经过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包括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技术的突破等等，大踏步地追赶并且超越了东方。在西方的崛起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常被很多人忘记或者忽视，即一个国家被解构的状态是不可取的，必须重新形成强大的权力中心。于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出现了，我们今天把它叫作专制王权，更准确地说叫绝对主义王权。它不等同于古希腊的城邦，不等同于古代罗马共和国或罗马帝国，也不等同于封建时代被分割的主权，它是以新近出现的一个个民族作为基本支撑点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新型专制国家，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第一种政治形态，初级阶段早期形态就是专制的国王。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大航海成为可能，使重商主义被执行，可以说没有专制王权就没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意义非常重大，有了它，科学被重视，技术被推广，经济被当成是国家的行为。西方早期的崛起都是在这种政治架构中实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西方崛起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的专制权力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需要被打破。最早完成这个使命并取得成功的是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但他没有真正倡导出一种能取代专制王权的新的国家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结果专制王权又复辟了。后来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荣革命”，创造了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保留了王权（君主），但权力的核心发生了转移，转移到议会手中（立宪）。
很多人把议会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英国从13世纪末就出现了议会，经过5个世纪的发展，直到光荣革命，议会并不是“民主”的政治机构。在专制的都铎王朝是通过议会来实行专制的统治的。光荣革命后约150年是贵族制，即几十个贵族通过议会来统治。期间发生了工业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集团都要求变革，经过几十年的抗争改造旧制度（议会改革运动），1832年才向民主迈出了非常小的一步。从1832年到1928年，经过5次改革最终确立了英国现在的民主制度，即代议制，其核心是议会。英国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现代民主的历史也就86年。
另一个对现代民主制度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其民主制度植根于英国传统，但又有所改变，抛弃了国王和贵族，实行叁权分立。
第叁个对现代民主制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法国。法国推翻专制王权后试图实行古典的公民民主，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管理国家，所以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但也正是这样的古典公民民主的思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因为直接的公民权力在大的国家中是做不到的。法国经过很漫长的波折，到1870年代才结束革命年代，法国人学会了不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开始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接受了代议制，这是在第叁共和国。
通过回顾“民主”的历史，钱乘旦总结道，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断裂的，西方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形态，君主制所占的时间最长，包括古代的王政、帝制、封建等级君主制、专制王权。其次是共和制，罗马共和国有500年的历史，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城邦也是共和制，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而民主制，包括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加起来不到300年的历史。所谓2000多年的民主传统是不存在的，并且现代民主代议制的根在中世纪，不在雅典。
接着，钱乘旦从“当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和“非西方国家的‘西方民主’”两个方面分析了“民主”的现状。选举制度是代议制的核心，授权论的基础就是选举。代议制的本质，或者说其合法性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其逻辑是“我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我就得到了人民的授权”。钱乘旦指出，选举怎么选才是这个制度的实质所在。他举例分析了英国选举中的“领先者获胜”，其实是候选人得到相对多数的选票就获胜，而不是选民的多数支持，因此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多数原则。而美国的是选举人票制度，美国选民选的不是候选人，选的是选候选人的人，即选举人。选举人票制度的安排是通吃，例如在一个州里，选的是选举人，哪个党的选举人在这个州得到多数支持，那么这个州的所有选民被通吃，全部变成这个党的票了，即使有的人根本没选他。法国现在是两轮多数选举制，第一轮如果得到绝对多数选票，即得到超过50%的支持就获胜；如果第一轮都没人得到绝对多数支持，进行第二轮选举，而第二轮选举也是相对多数获胜。因此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是对民主制最基本的多数原则的完全背离。但在实践中又只能这么做，否则要么永远选不出结果，要么只能是多党执政。而多党政府一定是不稳固的。西方代议制有与民主原则背离和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引入到非西方国家，不但不能成功，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例如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而这种代议制被引入后如果有本土化的变化也可能比较稳定，例如俄国、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等。
对于“民主”的功用，钱乘旦从“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进行了讲解。“民主”能解决腐败问题吗？“民主”能促进工业革命吗？“民主”是和平的保障吗？先有“民主”才有法治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法治和人民的监督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有法治才可能有民主。钱乘旦说，“民主”就像是一盘游戏，游戏是有规则的，玩的人只有都遵守规则，游戏才能玩下去。那么“民主”能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可通过非暴力手段来解决权力的分配与更替，这是“民主”巨大的优越性，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第二，可以给人民一个“出气口”；第叁，在理论上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凭的是人民的授权。
最后，钱乘旦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立足于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一点一点摸索，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而这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必须法治先行，在制度上进行长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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