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南园入口一路南行，走到园子的深处就是61号，侯仁之先生的家。这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灰黄的外墙，有翠竹环绕。侯老六十多年扎根于此、飘摇仍不离此地，时光莫不是把一居一室都染上侯式气质了吧。
我们所知道的侯仁之，是燕南园的最后一位大师，是中国“申遗”第一人，是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评为 “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的，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我们所不知的是，把生活过成“跑”这个动词，跑得一往无前，跑得空前绝后，大概更接近候老先生的生活写照和人生定位。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仁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大学时代，他在燕大仍是一个较活跃的人物，他始终引以为自豪的，是曾经两次夺得全校5000米越野长跑比赛冠军。侯仁之跑步速度快，在燕京大学是出了名的。不过，若论别的方面，还有人“跑”得并不比他慢。确切地说，应当是“跳”。这个人，就是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张玮瑛天性聪慧，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玮瑛比侯仁之小4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算是 “师姐”呢！不过，尽管她“跳”得快，看来还是不如侯仁之“跑”得快，秀美聪颖的张玮瑛，最后还是被英俊倜傥的侯仁之“追”上了，成就了一段携手并肩七十多年的好姻缘。
在爱国政治运动上，侯仁之也是“跑”在前列。1936年夏天，侯仁之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并继续留校攻读硕士。那时，尽管日寇占领了北平，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还能保持相对的平静。侯仁之曾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这项工作得到司徒雷登的大力帮助。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燕京大学被封。紧接着，司徒雷登、夏仁德、侯仁之等二十余名教师和学生相继被捕。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老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
1951年，他全家搬到燕南园，住进61号楼。61号位于燕南园的西南角，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北面是小路，其他叁面都是绿树葱郁的空地，环境十分幽静。这小楼住了两户人家，属于侯仁之的，是靠南的房间。楼下有一个不大的客厅，还有厨房；楼上是书房和卧室。在侯仁之之前，住在这里的是原社会系主任赵承信。当年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们被关在一个牢房，曾经以监室为“课堂”，互教互学，以苦为乐。那段难忘的“狱友”经历，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居然先后是同一座住宅的主人，也真是一段难得的机缘。
“文革”十年，是侯仁之经历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批斗、挨打、游街、劳改……侯仁之又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他的妻子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抿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候老先生曾叙述过这样一段“改造”回忆：“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忽然间那边着火了！隔着一条小河，旷野没人，冬天都是干草，着火了嘛。大家都去救火。我一看从小河趟水过去得了，近呐。他们都从旁边跑，我一个人一下子就从河里趟过去了。结果，把我批斗了一番！”从“文革”开始至此，侯仁之经受过无数次批斗，惟有这一次他是心悦诚服，充满感激。他的确该批。批他是为他好，为大家好！那河水是趟不得的。水里有血吸虫！笑说“跑步大师”也有“跑”错的时候，可这戏谑背后却是时代的扼腕。
“四人帮”垮台之后，侯仁之重新投入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乐趣。他不光在国内跑，还要往外面的世界跑──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他“跑”得真带劲！时间进入21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了，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候老为自己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有趣的是他的中年跌宕、老年坚守都不离燕南园61号的小院。一生奔走，却也坚守着某种不变的坐标，生存的锚定。
侯仁之先生的离去也为燕南园的大师时代画上了句号。大师们或走或跑或跳的起伏人生都成为夕阳下的叶落往事，但是燕南园，却是那个界石、那点坐标，保存着流变中的永恒。每一个院落，每一处预寓所，都是高尚灵魂栖羽回归之处，都是闪耀在地面而非天堂的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