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我们一直认为北大有自己的精神，即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今日学者张耀杰的理解，“北大精神是以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教授及学生为现实载体的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且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北大叁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曾经有过较为集中也较为充分的体现，其中以蒋梦麟最具代表性”。
早在1923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纪念会上，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身份发表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其内容就是进一步阐述蔡元培所提倡的北大精神。蒋梦麟这样说：“……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 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 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930年，蒋梦麟辞教育部长一职，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他表示“要用叁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实际情况，来发现问题”。事实上，正由于北大精神有上述两个特点，随之而来也出现其他一些问题，在蒋梦麟看来，主要在两个方面：“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因此，“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遂成他主长北大后的任务之一。蒋梦麟推出一套改革北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大学制度的改变，人事的异动，经费的筹划，校舍的添建等等”。当时多数教职员对蒋梦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也有少数人抱着疑惧的心态，因为蒋在做教育部长时，对几个大学“曾经采用了大刀阔斧的手段”。果然，在人事问题上，各院系负责人，最初未免遇到一些困难，蒋梦麟却对他们说“延聘教授是你们的责任，辞退教授是我的责任”（樊际昌语）。虽然后来也闹出过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的这一“公案”，但最终是出于公心，“加以他的平易近人，诚挚的态度，他的简明爽直的说理，常获得反对者的谅解，和赞成者的钦佩”，大部分计划都在几年内顺利实施。
对于校内的许多事情，蒋梦麟一直主张抓大放小，虽然他把校长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其受过西方民主的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马勇语）。不过，“但若有人向他请示，他会使他相信，对于一些小事，他也在观察和注意”之中。除行政方面由他决定之外，教务工作全由各院系负责，作为校长，他绝不干涉，“因为他认为这是专家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蒋梦麟任校长之前，“北大是一个负债的学校”。蒋主事后，数年之内，不仅还清债务，还建起一个容量相当大的图书馆，还有一所女生宿舍。蒋对这些工程十分重视，尽管学校有关方面聘请了建筑工程师，可“常会对建筑师提出一些更经济更实用的设计”。杨亮功先生这样回忆说，“一般人总认为研究学术的人多不长于治事，但蒋先生对于行政方面确有高度的智慧。他常说：要完成一件事，专靠肆应有方是不行的，必须具备叁个步骤：一、计划，二、决心，叁，忍耐……”当某些决策待定尚未实施前，蒋梦麟总是会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可一旦决策既定，“他会运用无比坚强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去实施他的计划。若有人于此时贡献对于方法的意见，他亦乐于商讨”。对于这一点，担任过北大校务长的樊际昌教授对蒋梦麟评价很高，说“无论在教育或其他方面，孟邻先生的办事精神是一贯的，这种精神的基础，是他的思考的方法……他有很敏锐的观察事物的习惯”。
蒋梦麟留学归国后即在教育界服务，虽然一度从政，但在学术上始终致力于中西文化思想的沟通。他晚年所着的《西潮》，讲述的就是其一生所接触中西文化思想的全过程。梁启超先生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论及中国文化之演进，认为可分成叁个时期，第一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关注于兵工之建设；第二时期以康有为、还有他本人等为代表，提倡政治改良；第叁时期则是文化思想的碰撞，诸如蔡元培、吴稚晖、胡适、蒋梦麟等人，就属于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梁认为：这些人不仅既有旧学的根基，同时又受有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既懂得中国文化，又能深入体会西洋文化。蒋梦麟自己也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原因……正因为如此，蒋梦麟在美国时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事物，回到国内以后，“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蒋自语）。
有一件事即能看到蒋梦麟的灵活性、宽容态度，甚至是远见。还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时，张学良一次赴北平。当时张还在奉天（即今日辽宁）为王，北大一般学生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样说过：“张少帅在我们纯洁的学生眼中，不过是个胡子世家的、只懂得玩女人抽大烟的花花太保，可是梦麟先生却不顾舆论，和李石曾教授联名，在神圣的大学会议室中，大张筵席，予以盛大的欢迎，惹得我们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学生，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提出抗议。而梦麟先生却仍我行我素，不置眼中……”（洪炎秋语）后来北大学生才知道蒋梦麟的这个“冷灶”烧得很妙，“不仅国家占了光，连同学也得了好处”。国民政府北伐时，兵到山海关，由于日本人的阻挠，根本打不出关外。“幸而梦麟先生和石曾先生早已下了这一颗棋子，和张少帅拉上交情，所以石曾先生陪同吴铁城先生，跑了几次，终于说服少帅，易帜归顺，完成统一大业”。而易帜的前几个月，北大一班同学二十人从日本考察归来，决定绕道奉天，看看关外的情形。张少帅接到从东京打来的电报，即作出妥善安排。同学们抵达沉阳火车站，前来迎接的副官误看电报，虽然晚了半个小时，却打出“欢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考察团”的横幅，并派出一个联络员作为导游。在逗留期间，这些北大学生由公署、省政府、教育厅、市政府公别轮流宴请，“要看的地方，除了兵工厂……其余都热忱招待，回时又各送一张到山海关的二等火车票，使我们深深感到梦麟先生施给他（指张学良）的那‘一饭之恩’所发生的作用，是多么地大了……”
蒋梦麟是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0年到1945年，若加上代理校长两年，前后共有十七年。但蒋梦麟真正“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蒋自语)，主要在任校长的前七年，即至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等校迁至内地昆明，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情况则多有变化。但无论如何，从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实际成果看，“都认为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北大现代教育制度的再度恢复与逐步完善，实与蒋梦麟的努力不可分离。“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注重‘进德会’的以德治校，而没有及时补救评议会的制度缺陷，从而为部分教授礼尚往来的拉帮结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张耀杰语），蒋梦麟则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也就是说，“至少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所体现出的既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又要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要比老校长蔡元培更加健全也更加进步”。
用当年北大学生的话来说：蒋梦麟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个外柔而内刚的人物，“因为咱们这个时代，还有许多保有‘义和团头脑’的人物，高踞要津。不外柔，无以肆应这些家伙；不内刚，也不能在这些家伙的围剿中，建出惊人的事业，使我们在西潮的荡漾中，生存下去”。蒋梦麟表面看上去好像不和人计较，骨子里却处处显出他是个“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具有刚毅性格的坚强之人，或许就像他的朋友傅斯年所说，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两人高明。从这一点看，蒋梦麟“在事业上之能有所成就，殆非偶然”。蒋梦麟晚年在台湾，拟着《近代中国思想史》，惜天不假年，未竟其志，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