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同希，1964年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数学力学系本科毕业，1968年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导师为王仁院士），1983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PhD)学位，1995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博士（DSc，荣誉）。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及研究所工程师(1970-1979)，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91)，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UMIST) 机械工程系教授(1991-1995)。1995年4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机械工程系讲座教授，并先后担任工学院副院长、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霍英东研究院院长。现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资深顾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浙江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院校的顾问教授或客座教授。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冲击动力学、塑性力学、结构与材料的能量吸收、复合材料与多胞材料等领域。编写出版了《工程塑性力学》）、《工程材料及其力学行为》、《结构塑性动力学引论》及《冲击动力学》等四部教材；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30篇（大都为SCI收录）、国际会议论文200篇、专利4项。获选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海外院士、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士(Fellow)等。
近年在包括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在内的多所大学与机构展开讲座与报告活动，就冲击力学、期刊论文写作等主题与师生积极互动与交流。
我们有幸在报告会结束后与余同希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从学生时代的生活，到对工科教育现状的感悟，余同希教授将其多年丰富经验与体会娓娓道来，使我们感受到一位北大力学人厚重的底蕴与责任感。现将访问内容登载如下，以飨读者：
记者（下称“记”）：是否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当时是怎样报考了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工学院的？
余同希教授（下称“余”）：我祖籍四川江安，小时候母亲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她毕业于北京女师大，就是刘和珍、许广平就读过的那个学校；父亲是一个戏剧教育家，参加过五四运动，学习西洋戏剧回国后创办小剧院，后来中国戏剧电影界许多人都是从那个学校出来的。可以说我在一个教育家庭长大，先在南京、后到上海。一方面可能因为从小家庭教育，父母亲希望我们学习理工科，再加上我自己高中毕业时数学不错，想说学一个介于数学物理中间的学科，就报考了基础理论比较好的北大力学系。我那时毕业才16岁，年纪比较小。现在的力学和当年不一样，50、60年代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都依赖力学，搞火箭、卫星离开力学都不行。进入北大后，感到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当时报考理工科的也都是分数比较好的学生。
记：您在北大力学学习的日子是怎样的？给您留下了哪些回忆？
余：现在回想当时学生生活还是很单纯的，当年诱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我一进北大就开始参加造大风洞，自己动手磨水磨石，也参加人民公社下农村去帮助农民劳动，学校把整个年级拉到沉阳，半工半读。一方面同学们素质都很好，但也被政治运动占据了一些学习时间，和现在的大学生活很不一样。60年困难时期，我们到十叁陵修铁路，十叁陵校区是我们帮助建起来的。回到北京，为了节省能量，学生们除了上课就躺着，每天发8两粮票……可以说那时北大重要的事件我都经历过，无论幸还是不幸。从58年到68年，我在北大呆了十年，后来又去了部队、工厂，可以说是在最有创造力的青春时代去劳动、体验困难生活，好的一面是对实际工程方面懂了很多，后来到了国外、香港，说起机械工程方面一点不怯场，和很多同事相比实际经验是不差的，因为亲自画过图、动过手。现在我对力学的看法是需要有更多工程知识的基础，这也是因为当年这段经历使我对力学的整个观念有所改变。
记：您后来去了剑桥，听说本来只学过俄文，在很短时间里补习了英语，这段经历能和我们分享下吗？
余：俄文是中学时学的，读研究生时自己学了一点英语，后来恶补了一段就出国了，英文我觉得考得并不算很好。当时是专业考得不错，数学满分，可见北大教育基础还是好的，扔了十几年还能捡起来。后来我到了剑桥，当时出国和现在出国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未来的策划也比较早比较成熟。当时我想法就是比较简单的，做访问学者时，导师问我能不能做学位，我听了觉得也挺好的就在那读了学位。当时博士待遇很低，一个月150镑，可能今天的学生听了这个条件都不会去，但我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后来有人说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剑桥博士，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我83年7月毕业，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过去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后来去剑桥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用2年零叁个月把博士念完了，也是挺有意思的。
记：您回国后先回到了北大，后又在各地做教育管理相关的工作，最近也经常在北大举行讲座等活动，可以谈谈这段经历吗？
余：当年我们在四川工厂时我就曾想调去汉中校区。我在北大的导师是王仁先生，后来回国前和北大联系，当时王仁先生还有王大钊先生都在系里，直接派车就把我“劫持”到北大了，比现在手续简单。我曾经是力学系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管流体方面。正值八十年代，大家都珍惜失去的时间，国外的新学科新想法之风也吹进来，我们留下了一批很好的年轻学生，整体都挺有朝气的。
后来91年英国皇家学会给了我科研奖金资助，曼彻斯特大学也邀请了我。后来香港科技大学新建立起来，我去看了一下，和他们聊了聊，比较欣赏他们的理念。我的想法是在科大也能一直保持和国内的联系，香港的很多人也是国内出去的；另外我对国内教育情况熟悉，所以科大也看中这一点，让我参与和大陆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后来到霍英东学院也是，现在我退休了仍然做着副校长顾问，处理很多和大陆合作的战略问题，也是希望专业上能继续做事，在国内建立合作点。
现在，我也在国内一些大学和青年教师博士生合作做课题，发挥专业上以及在科研管理经验上的优势，和大家聊聊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现在的工学院力学系段慧玲主任经常和我联系，我也和工学院领导交流了许多实验室管理、研究生培养计划等方面的心得。在如何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方面，由于我长期担任国际期刊编务工作，所以自己的一些体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北大是我本科、研究生以及工作加起来度过17年的地方，是有感情的，我也很乐意和这里的师生交流。
记：能否介绍一下您科研工作的轨迹，包括相关着作？最近的专业兴趣点是什么？
余：我写过叁本英文的书，最先是和王仁教授合作塑性力学方面，在英国一开始也是做塑性力学，小到饭盒、大到火箭，都需要塑型加工，当时理论上动态的力学模型还不完善。83年我开始做动力学相关研究。冲击动力学在国防、交通还有新兴产业如核电、海洋工程领域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84年我回到北大时，国内还没有冲击动力学这个名词，有一些比较零散的研究，但没有整体面貌。本世纪初开始我开始关注材料和结构的能量吸收，和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合写了书，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论着。我回国内讲学时，看到现在做这个领域的人都参考过这本书，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的是如果能把这个领域介绍给国内同行，使大家积极地行动起来进行相关研究，是件很值得去做的事。
记：您对国内的力学教育有什么看法？请您对工学院的发展以及工科教育提一些建议。
余：“力学”这个学科可以说是“中国的力学”，因为国外很多大学是没有力学专业的，也算是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个专业。国内力学科研队伍人才培养能力是很强的，对一些热门热点也跟得很快，从我角度来讲，考核教员当然要看发了多少文章，但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人才。
现在许多地方研究生培养成了老师做什么课题，学生就做什么研究，但培养人才和做科研不完全是一回事。科研和教育是要相辅相成的，学校影响力最终取决培养了多少高端人才；追踪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是要为国家、社会提供支持，提供理论模型和方法。这种支持不是说自己去搞具体计算，学校并不需要教学生解决所有工程具体问题，但要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整个工程科学，是很大的一个领域，对一个学院来说要相对地集中力量，这就需要一定的本科、研究生培养规模，做好几个培养项目。现在工学院的本科生项目不够强，真正的基础是从本科生教育打起来的。对学生不能只传授知识，还需要培养他们应用软件、试验动手的能力，这需要相应的实验场所和教学课时，学院在这方面还是有待加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