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男，1958年生。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法律系。1982年作为公派留学研究生前往巴黎就读。1991年，陶景洲回国负责高特兄弟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现为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客座教授，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
“这个世界哪里会有完美的选择，不过是存在比较优势而已。 ”
“我一直觉得，不去追求最大与最多，最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为我的国家、我的学校做了些事情，我很欣慰。”
——来自对陶景洲的采访
采访陶景洲，是在国贸大厦的32楼，从会议室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安静的环境，远眺的风景，不禁让我们遐想，陶景洲会不会有时也站在这窗前，思考些法律实务，回忆些学生时代，抑或是浮想联翩，陷入深深的思乡情怀?
看陶景洲的博客，他给人一种关注细节、关注生活的印象；看《未名的七七》，他给人一种情感细腻、喜欢怀旧的印象；看与陶景洲相关的报道，他给人一种学识渊博、工作严谨的印象；而当陶景洲坐在我们的面前，传递给我们的则是一种和蔼、儒雅的印象。校友？律师？北大客座教授？还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的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太多的身份，竟然让我们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一、北大生活：那是一本无价的书
“再平淡的生活，隔着二十多年的辛苦路回头来望，也都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尽管逝者如斯，但我们会永远记得那些闪亮的日子。”
——引自《未名的七七》
初见陶景洲，他的手里拿着一本册子。当我们聊起他的大学生活时，他微微一笑，神秘地打开了手旁的那个册子：封面很漂亮，写着《未名的七七》，里面的每一章，都是一段如烟往事，每一页，都是一份青春记忆，记录了离校多年的北大人那段在母校的难忘的日子。这本《未名的七七》，就是陶景洲多年以来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了当年的很多学习生活的照片结集成册的，班上的同学人手一本。
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
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之所以叫“未名的七七”，是因为陶景洲所在的一级是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法学院77级。一页页翻开来，有他们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实习的照片，有他们同学20周年聚会的照片，还有很多已经成家的同学的家庭照。我们在上面看到了很多当今法学界熟悉的面孔：王绍光、陈兴良、姜明安、何勤华等等。陶景洲向我们介绍着照片上每一位主人公当年的性格、当年的故事。而翻到册子的封底，上面赫然写着“定价：无价”。“定价：无价”，单这一句，已经让我们读出了作者陶景洲心中对那段北大生活强烈的热爱与浓浓的眷恋，也让我们看到了陶景洲除去律师身份之余，一种别致细腻的生活状态。
陶景洲告诉我们，当时的北大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社团活动，大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图书馆读书。当晚上宿舍夜聊的时候，便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当时的我们虽然算不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对知识很饥渴，总想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去图书馆里寻找，从老师讲义中寻找。觉得当时无忧无虑的读书岁月特别的珍贵。”
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而读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十分广泛的，并不局限在法律专业方面，因为在他们眼里，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就是要广泛涉猎，增强自身的思辨能力，扩大知识面，以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包括各个行业的实务问题。“或许是因为报考北大的时候选的是哲学系的缘故，我读的书和哲学有关的比较多。其实法律是离不开哲学、道德、社会等等视角的。”
除了泡图书馆，当时陶景洲还喜欢蹭其他院系的讲座。而当问及印象最深的讲座时，陶景洲提到还记得有一次听历史系侯仁之教授的讲座：“当时的大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后面都站满了人，倒并不是跟学分什么的挂钩，也不是讲什么特别的课题，好像就是讲为什么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个没有河流通过的首都。其实北京本来是有永定河的，但是因为老泛滥，都市的建筑老往后退，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北大当时的气氛就是有讲座、老师讲得好都会去，不管是不是本专业，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些知识，不会只局限在自己专业的领域中。”
“北大教会我要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陶景洲笑着说，“因为北大都是‘人精’ 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出色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是从陶景洲所有课程只有一门是“良”这样一个好成绩来看，陶景洲保持的是一种“平常”且“积极”的心态。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否充分把握在北大的优势？“就要看你的态度”，他说，北大有最好的学生激励着你去好好学习；北大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北大当时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有外教的学校之一。“北大就是这样，总是领先的。”从他的言语间，我们觉察出了一个北大人强烈的自豪感。“如果在一个竞争不激烈的环境中，说不定我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二、人，是累不死的，只要有激情
1982年从北大本科毕业后，陶景洲获得了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这对于陶景洲来说可谓是不小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中法两国间的法律差异问题，而是语言问题。陶景洲在出国前，只浅显地学过叁个月的法语。
“除了早上好、晚上好，几乎什么都不会”，陶景洲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初到法国，不仅“上课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就连和同学进一步交流都很困难。
身处异乡的孤独、课业上的压力与挫败感，也曾使陶景洲“掉过眼泪”。然而生性乐观的他并没有意志消沉。“人不能老想着痛苦的、不利的，如果不能改变当时的状况，老是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话，会让自己更加痛苦。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想想，自己绝对不是最差的那一个，还有很多人比你要难过，既然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就更没有消沉的权利。改变环境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于是，陶景洲上课就带着录音机，下课一次又一次地听老师讲课的内容、一遍又一遍地翻书、请教同学，直至将没有弄懂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防止自己变懒、说中文，他断绝了所有与中国同学的联系，两年都没有回过一次家。纵然生活费拮据，他也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工，在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他希望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想家了，就给家里写信，有时家里上一封的回信还没寄来，陶景洲下一封家书就已经寄出去了；感到孤独了，就听听收音机、出去走走，不让自己在屋里呆着。“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尽快将法语学会，然后将法律知识学好，要对得起那比我父母当时的工资高几十倍的奖学金，对得起乡亲父老，学有所成，然后将先进的法律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带回祖国。”就是这种精神、这份激情让陶景洲在半年的时间里掌握了法语，并逐步进入法国的法律界。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他经由丹克教授推荐，去到声名显赫的法国让代律师事务所工作，继而在1986年，陶景洲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讲台，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
叁、我希望可以“实务为国”
“他（陶景洲）才思敏捷，灵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丹克教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
陶景洲被称为进人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获得如此高的赞誉，陶景洲最后还是决定：回国。他开玩笑跟我们说：“是谁说过的，‘去，是为了回来，’可惜不知道这话的知识产权是谁的。”
在陶景洲看来，出国留学应该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用一种开拓眼界的心态，出国是为了借鉴国外的东西，是为了学习回来后应用到我们的实际法律实践中，这样一来，对国内某些问题的看法，就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事实上，陶景洲曾经的专业并不是律师实务，而是比较法。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公务员制度，但是在1985年暑假，他在回国帮助老师研突中国最高法院的制度、调查中国律师情况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律师这个行业。因为觉得有关公务员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他放弃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正因为这个，陶景洲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提起这段经历，陶景洲并不后悔，在他看来，只有作为律师，帮助中国的公司处理ー些实际案子，才是中国实际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干过什么，而不是你的学位。”陶景洲如是说，他在处理事情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事务所招聘人才的时候，最看重的并不是应聘者是否有很高的学位。
正是怀着一颗“做实事”的心，陶景洲走上了这样一条“法律实务为国”的道路，为我国法律实务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回国近20年来，他无疑是在不断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因为有着中国的背景，我接到了许多协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案子。我帮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处理其出口到法国的自行车的质量问题、帮着法国公司在中国谈交通管制系统等等。”陶景洲带着一种自豪的笑容说：“现在每天走在街上，经过那些广告牌，忽然发现很多品牌都是我经手的案子，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欣慰的感觉。”
四、人生，每天都像是站在凯旋门广场，面临着未知的可能
回顾自己取得的成就，陶景洲谦虚地说：“其实我这一路走来多亏幸运女神眷顾。在法国学习、生活的经历，使得陶景洲除了律师的严谨，更有几分浪漫和诗意。陶景洲把人生的选择比喻成对凯旋门前十二条大道的选择，他说，每个人每天都是站在凯旋门广场，而你每天选择不同的路，都是选择了不同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因此遇见某个人，参与某件事，这些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也许就会改变你人生的轨迹。
在他看来，人生的每个状态都是由前面无数个转折点构成的，并没有所谓“最大的转折点”。然而在陶景洲眼里，无疑，“考入北大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如果不来北大，我就不会英语了”，陶景洲打趣道，“当我初二从乡下转到城里，身边的同学都开始说Peking is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China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英语是啥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陶景洲在当年并没有学英语。“说来也庆幸，77年髙考恰好没有考英语，考英语的话，说不定我就考不上北大了呢。你们看，这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点吧。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言语间，我们都能感受到陶景洲那种对未知充满希望、自信的心态。
提起高考志愿的填报，当时的陶景洲可谓是捏了一把汗。本来，陶景洲已经抱着非北大不考的心态，坚定地在志愿书上填下了“北大”二字。然而陶景洲不知道的是，母亲为了让儿子能够留在安徽——一来离家近，二来可以在省内分配工作——悄悄将陶景洲的志愿改为了安徽省内的大学。多亏一位在教育局工作的叔叔的提醒，才让陶景洲赶在志愿送到省里之前，将志愿改了回来。
无巧不成书，正如陶景洲说过的，“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哪条路上会遇上哪个人”，陶景洲成为髙特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1991年，陶景洲开始考虑回国发展的事情，而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位在高特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巴黎朋友向陶景洲表达了自己想要在中法间开拓业务的想法，但是苦于找不到既会法语同时也了解中国的人。陶景洲恰好是这样一个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陶景洲在会见了高特律师事务所中国区的合伙人后，更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陶景洲回国开始了他的“实务为国”的梦想。实际上，早在1986年，陶景洲就以律师的身份成功地将意大利着名品牌贝纳引入中国，开启了外资品牌进入中国的先河。而进驻中国的第—家麦当劳店也是在陈景洲的帮助下进入的。他甚至一度被称为“跨国生意的幕后人”。
他总说，成功是要靠叁分努力、七分机遇的。他总说，走的每一步都要感谢很多人，是他们的帮助才成就了他今天的成功。他总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可是我们不能想象，他话语中的“叁分努力”，到底包含了多少奋斗。复习一个月便考入北大，这里有多少努力；半年之内法语从零到熟练，这里有多少汗水；留学生活拮据的日子，这里有多少辛酸；办每一件案子的背后，他又有多少日子夜不能寐。
回顾这一切，陶景洲总是报以微笑的姿态。他说：“困难是会遇到的，可是你要想，日子也没有那么苦，想一想更苦的，便会觉得，嗯，自己的日子还行，还可以继续下去。”有机遇，有努力，更多的是一种北大人特有的精神在一直支持着他——那是一种面对挫折坚持下去的精神，那是一种要为国家奉献自己力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