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与你们见面和交流，既是因为我是一个北大人，更是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广西挂职的北大人。同样，今天你们与我面对面，也是因为你是一个北大人，更是一个有志于投身和扎根基层、对广西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北大人。
我知道，对于正在择业的你们来说，选调生，只是摆在你们面前若干可能的道路中的一条；广西，也只是众多实施选调生计划的省份中的一个。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无论面前有多少条可能的道路，你最终选择的只有一条；无论有多少省份让你心动不已，你最终选择的也只是一个。
——这就是机会成本给我们带来的“选择的痛苦”。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不妨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而放弃些什么。所以，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便是：人生要学会做减法。
想想我们小时候，学鲁迅就想当个大作家，学雷锋就想当个好战士，学焦裕禄就想当个好公仆，学陈景润就想当个科学家……而现在呢？我想大家都不会再天真地以为自己的未来还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所拥有的，只剩下受“路径依赖”决定的现实的可能性。人成长和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认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能够做到和做好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一个意志消沉的人，可能会因此而焦虑、迷茫甚至悲观自弃；而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则会倍加珍惜有限的光阴，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情中去。所以，在这人生选择的岔路口，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追问的是我们的“理想”；能做什么，追问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谈到理想，这是年轻人从不缺少却很难坚持的东西。因为理想有一双沉重的翅膀，只有摆脱了功利之心、名利之累，才能顶风抗雨、展翅翱翔。
做选调生，当公务员，通俗地讲，我们就将步入仕途。中山先生曾经劝谕青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做大事”和“做大官”，都是理想；但论其境界，“做大事”堪称理想主义，“做大官”则近乎功利主义。在过去几年与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选调生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身上更为常见的，既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也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而是信奉“不做大官就做不成大事”的“实用主义”，不少同学自觉不自觉地就表露出今天“蹲得更低”是为了明天“飞得更高”的心理。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到地方、刚下基层的时候心态阳光、干劲十足，但“蹲”了两叁年之后，发现自己苦干实干却“飞不起来”或者“飞得不高”，就不免心态失衡，感叹怀才不遇，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这就说明，所谓“不做大官就做不成大事”，在实践中很容易变为以“做官”为目的、以“做事”为手段的急功近利。
我还观察到另一个现象：拿坐机关的与下乡镇的选调生相比，越接地气的工作挑战性越大，成就感也越强。那么，是不是有了更强的“做事”的成就感，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做大官”的可能性呢？尽管我希望如此，但还是不得不诚实地告诉大家，在金字塔式的科层体制中，起始的层级越高，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也越高；起始的层级越低，上升的台阶就越多，道路也就更漫长。在“做事”与“做官”之间，客观上并没有“付出总有回报”那样确定的等价交换或公平报偿关系。
“大官”之“大”与“大事”之“大”，字虽同一但意义两别。“大官”之“大”，从官职高低就看得出来；而“大事”之“大”，却不是用官阶来衡量的，而要视人数众寡、地域广薄、历时长短等等而定，甚至最重要的，是要看你对待事情的主观态度。我们党一向倡导的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油盐柴米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老百姓们也将社区主任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说明“小官”也能办大事。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抱有“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希望大家现在就从你的目标清单中减掉“做大官”的选项，但不要减掉“做大事”的梦想，始终保持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正心诚意，脚踏实地。请大家牢记中山先生的这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有能力为十百人服务时，就要为十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时，就要尽力为一二人服务。”
谈到“比较优势”，对于以学识和理论见长的大学生们来说，经常遇到的困惑是，尽管对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早有思想准备，但从理论的世界走进实践的世界之后，两者之间的落差还是时常令我们手足无措。
2009年，我在北大法学院的五位老师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言废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站在一个法学科班生的角度，我非常钦佩五位老师的理论勇气，也非常赞同他们的理论观点；但是，站在一个基层工作者的角度，我在拆迁第一线看到的，是他们的言论直接导致了拆迁工作的停滞不前，是征地群众们为了多得补偿在突击加盖房屋，是规划图纸上的社区、公园、道路变得遥遥无期。究竟是谁错了呢？是我的老师们，是曾经深信不疑的法理，还是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国式拆迁”？
两年之后，国务院修订颁布了新的拆迁条例，这让老师们的努力有了一个算不上完美的结果，但却让我心中纠结已久的问题有了一个完美的解答。虽然新的条例只是往前迈出了有限的几小步，但它指明的方向却让我们对“法治中国”的前景怀有更加坚定的信心。的确，如果让我的这些老师们来基层搞拆迁，他们可能连一间房、一块砖都拆不了、搬不掉；但是，他们工作的价值又岂是拆多少房、搬多少砖能比的呢？！我们需要这种“搞不定现在但看得清未来”的人，他们的贡献，需要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跨度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同样也需要村长、镇长，需要拆迁办主任，没有他们知难不退、任劳任怨，又哪来几十年、上百年后的“美丽新世界”？！
当我们选择与村长、镇长和拆迁办主任们为伍，就意味着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人，即“既看得清未来又搞得定现在”的人；更具体地说，我们要成为比书斋里的老师们更搞得定现在，又比实践中的前辈们更看得清未来的人——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并始终保持住的“比较优势”。
有这种优势，我们就更应该树立这样的意识：既要做一个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小学生”，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又要继续做一个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个案看一般的“研究生”，不满足于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更能从实际问题中发掘普遍规律、探寻永恒真理。
有这种优势，我们就更容易懂得这样的道理：我们无法像理论家那样去假设解决问题的前提和条件，而只能在给定的前提和条件下，面对一个个不得不解决的实际问题，其结果也往往难以圆满。对于一个“心中有方向，肩上有担当”的实干者来说，每一次不圆满的终点，也将是下一次更圆满的起点，既能坦然接受，更会愈挫愈奋，锲而不舍。
有这种优势，我们就更可以做好这样的准备：现实的社会是不完美的，使其变得更加完美，正是我们的责任；而即便终此一生，社会可能还是达不到我们期望中的完美，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将一个比今天更加完美的社会留于后人。
希望大家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之后，要减掉对“正确而无用”的理论的执迷，但不要减掉对“无用而正确”的理论的信仰；要减掉对庸俗的实用主义的屈从，但不要减掉直面实际问题的勇气；要减掉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圆满解决问题的幻想，但不要减掉“明知不可而为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决心和闯劲。
亲爱的同学们！当选调生，到基层来，在广西这样欠发达、后发展但潜力巨大的民族、边疆地区建功立业，是一条能够将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统一起来的成长成才之路。作为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的“北大人”，用自己青春乃至生命的减法来换作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加法，从来都是我们人生的优先选项。曾经有人问过我，走出北大之后，感觉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想，最大的差别也许就在于，你遇到的绝大多数都不再是“北大人”了，你无法用“老师”和“同学”两个简单的名词就定义了身边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视为不言自明的共同信条。价值观念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话语体系的错位、行事准则的差异，时时处处可能遭遇。我能给你们的忠告是，减掉母校投之于我的光环，但不要减掉身为“北大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减掉人非己是的书生意气和刺人棱角，但不要减掉“北大人”追求真理的执着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当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虽然你将离物理的校园越来越远，但却会离心中的北大越来越近。
希望我今天的发言有助于大家更好地思考人生、规划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