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南
还有1个月，5·12都7年了。
郝南是无数512后投身公益的一个，他的这篇文章提醒了我们，5·12是狈骋翱的原点，也是当下很多公益人的原点。
当初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别人，尔后放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转变成职业公益人。
如果你也是那个“512后公益人”，征集你的故事。7年了，你和你的狈骋翱，必定遭遇了各种挑战，也经历了蜕变和成长，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和公益的7年之痒”。
第一章：“5·12”
地震惨象
地震之后那几天，我24小时开着电脑和电视看报道，完全没心思干别的。
就这样过了叁四天，我觉得不行，一定得做点什么。
请假，打包，添购设备，征集伙伴，联系一线，携带网友捐助的药品。在5·12之后的第9天早上，我在书柜里留下了一份遗书，搭上了飞往灾区的航班。
我就此踏上了公益之路。
而在那之前的我，不过是一个受过良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太有自信的，善良热心而单纯的五好青年。当时我入职还不到一年，刚在毕业迷茫中成为母校校医院的小大夫：一名牙医。
初到成都
飞机甫一落地，我就被弥漫在成都双流机场的气氛震撼到了，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气场，彷佛是由大地中释放出的某种特异能量凝结而成，又夹杂了无数生灵的悲歌。眼前的一切似乎与平时没什么不同，又处处透露出不寻常。
志愿者都有着相似的特质，印着“5·12”和爱心标志的文化衫，迷彩服，登山鞋，虽然你不知道对面那个人姓甚名谁，来自哪里，平时做什么，但和你完全有着同样的目标，就是觉得对方值得性命相托。
发现一线救援的最大问题
但很快，我吃惊地发现，大量援助物资找不到可投放的明确地点；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在往一线扑，或是徘徊在成都城内寻找到灾区去的机会，闲逛之余只能搬搬物资；但真正灾区，对人、财、物的需求缺口，惊人地巨大。
没有人准确知道哪里已经得到多少援助，是否足够，哪些地方还存在救援的盲点、灾民还在受苦。也很少有志愿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怎么去做。
灾区和后方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间的协调环节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甚至为攫取救灾物资的骗子留下了空间——临出发前，我们就差点把物资捐给一个骗子。
从牙医到灾害信息员
我做了一个从现在来看巨大的决定——放弃（作为一个医生想做的)一线医疗救助的念头，转而做一些对接灾区需求和后方资源的工作。
一线的伙伴告诉我灾区的具体需求，我把信息挑选出来，分拣发给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剩下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运输方式，一些暂时找不到去处的物资我会建议暂时存放在小队的仓库里。效率最高的时候，一分钟就可以把一车桌椅协调到汉旺镇的几所小学里。事就这么办成了。
两部诺基亚电话一刻没有停歇，10天时间里的话费达到了上千元。3天的不眠不休，我摸索出了一整套信息和资源的匹配方法。
时至今日，我日后所成立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一整套运作体系和操作技术，几乎都是那3天里探索出的经验的延伸。
一线常常传来一些后方不可能了解的事实，到处是鲜血，残肢……
每天我都要大哭一场，之后擦干眼泪继续拼命。我学会了抽烟。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就在桌下的睡袋里眯瞪一个小时。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我的世界观天翻地覆，整个社会的横截面被大地震劈开，横亘在我面前。3天的信息量，已经可以超过之前25年生活的总和。
成立“志愿者之家”
待最紧张的时刻过去，救援节奏开始趋缓，大量志愿者团队开始撤退。但我手头还有新的一批需求：帐篷学校、医疗需求，以及一些前期救援没有顾及的盲点。
家人的电话又带来了最疼爱我的外祖父逝世的噩耗。奔丧已经来不及。对亡者的慰藉莫过于对生者的抚慰，至少我那时是这么想的。
去留的关口，我决定在灾区继续坚持。
第二天，我租了一间四室一厅的房子，随后在网上挂了一条通知：“北京志愿者之家”正式开张了。第一天晚上，因为没有休息，伤势加重，高烧40度，几乎无法下楼。幸好有位朋友路过来看望我，给我带去了食物和药物。一整天的沉睡之后，我又可以爬起来上网，继续工作。
当时为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住宿几乎都已经到期，第二天晚上志愿者之家就涌进来40多个从一线返回成都调整的志愿者。大家也不挑拣，横七竖八睡了一地。
同时，我在网上也结识了一批和我做着同样协调工作的信息志愿者，他们的群同样叫“志愿者之家”，这个蚕蚕群成为了现在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雏形。
灾区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我们当时这群志愿者们所相信的。但为什么在灾害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群，没有我们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们在闲暇时候经常感慨的。
群里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六月份，在奥运会开幕的礼花当中，我们的5·12志愿者经历结束了。
第二章：“卓明”
救灾于我的意义？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5·12志愿者谈论那段共同经历时，最多表现出来的就是负疚感。尽管他们当时已经超常发挥出数倍于平时的能力。
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灾害则是最严苛的老师，告诉我们自己是多么稚嫩。
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还陆陆续续做着一些支援前方坚守战友的事情，最后终于被那些临时团队一个一个曾隐藏起来的矛盾磨掉了耐心，撒手不管。
2010年4月14日上午，玉树地震。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深深失望。人类实在是太善于遗忘的动物，只要伤痕不深，忘记似乎成了抚平伤痛的最好手段。灾害到来时，身边的人们又表现出了似曾相识的迷惘。
10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就只有这些么？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既然知道如何在不到现场的情况下参与到救援中，“绝不能再让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救灾的效率”，这样想着，我开始在沉寂已久的5·12志愿者群中呼唤伙伴，重组我们的信息员群。
“卓明”的诞生
第二天晚上，7个年轻人聚集在我家的饭桌旁，接受第一次信息志愿者培训。
紧接着，所有人立即投入实战，通宵完成了前两日的灾情汇总工作，制作出第一期救灾简报。
5天以后，在一次深夜的工作讨论中，我们最终同意以电影《2012》中建立人类方舟的地点为我们的小组命名。卓明成立了。
卓明也正式脱胎于玉树地震——这是第一个专门以救灾信息处理为工作内容的民间团队。它的存在，意味着只要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任何地点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救灾，发挥每一个人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自此，卓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有民间力量救援的重大突发自然灾害。
与卓明一起成长
2012年，卓明对灾害的响应更为理性和坚决。工作方法顺利地固化下来，流程化和体系化，一直沿用至今。5月岷县洪灾和9月彝良地震，我们都出色完成了信息处理的工作，开始正式在民间公益界立足。10月奔赴彝良一线，开始尝试一线指挥工作，完成了龙海乡泥石流的应急协调。救灾成为每一名卓明骨干的使命和本能。
2013年4月，对雅安地震的完整响应为卓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和知名度，报道卓明的媒体规格在不断提升，我开始接到各种分享和授课的邀约，参与组织各种大型民间公益会议。
第叁章：使命
一位大学生志愿者采访我的公益历程，问的无非是我回答过媒体很多遍的一些常规问题，比如作为一个牙医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参与公益，动机是什么之类。我的回答已经成了重复很多遍的套话，但我忽然发现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生命、伤痛、苦难，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可以技术性处理的常态，千篇一律，而且有些事情再怎么干预，总是有得有失，未必奉献总有正确的结果。我的感情已经抽离出来，已经很久不再为这些曾让我心悸的字眼打动，这些，已经不再是我坚持的动力。
我忽然感到一阵莫大的惶恐，之前坚信并且依赖的一些东西正在崩塌。
感性沉淀为理性，激情趋于冷静。最初的冲动把我带到这条道路上，改变和成长最多的却是我自己。我早已明白个人从事公益的动机，依然是私利而非全出自于公心。
个人自发的益他行为，总是先以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为导向，往往施以他人并不需要的多此一举，形成新的伤害。从结果来客观评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唯一可以确定的正向收益，只在我们自身经由这个过程，变成了一个更有能力的个体，获得了愉悦和非常的体验。
在那一刹那，我分不清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只是一种全然的自私。视热情为动力源泉的我，曾一次一次突破自我，现在又该如何突破心障？继续是否还有意义？
我是极端幸运的，答案在无比纠结的两个小时之后便显现了。
去往机场的路上，同行的语速超快的段德峰师兄令我再次醍醐灌顶。在这次浓缩的思想盛宴里，段师兄向我介绍了乐施会如何把救灾的价值和理念抽丝剥茧、盘剥殆尽之后浓缩为“经济公平”四个字，再由这四个字为基石，指导所有的救灾规程能够最大化满足灾民的利益，而不是对对方造成二次伤害。
这让我茅塞顿开，价值是可以更理性地衡量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评估我们能够创造的价值，以此为目标，确保不以主观为转移的客观收益。我们可以以我们设定的最大理性目标为目标，设计和应用种种手段确保目标的实现。感性的成分仅为价值理性提供服务，确立建立目标的方向，使它能够实现个人、受益群体以及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存和发展。
段师兄还同时指出了实现个人能力突破的明路：到其它国家去，学习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学习他们的工具和方法，学会如何应用成体系的方法论达到我们的目标。
卓明的价值
自此，我终于明白了个人的历史使命，以及自己的价值所系。
在中国民间救灾领域甚至整个公益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的今天，行业内依然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能力不均衡。灾民需求的有效解决，依赖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序投入，以及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的能力和数量。
卓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应急阶段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提高救灾的效率，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和行业信息积累，让救灾领域的智力资源和支持资源流动起来，促进民间救灾组织的能力提升和成长发展，而后者，才是解决救灾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个目标，值得我们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去全力追求。
第四章：转业
2014年对于我来说，注定是波澜起伏的一年。
7年的口腔执业医师生涯，与救灾的使命交织了6年，终于走到了不得不抉择的岔路口。我热爱我的牙医职业。与每次救灾时的惊心动魄不同，每一天的出诊都是踏踏实实在帮助他人解除病痛，在患者的每一声感谢中都可以收获到满足。
在单位，我闻名于对业务的精研，一直在努力不辜负每一个病人的期望，从未计较过付出与回报的比例，也收获了北大校园中的好口碑。雅安之后，卓明走上了快车道，正式开始组织化发展。而牙医的工作则需要从早上到傍晚至少10个小时全神贯注，不能有一时懈怠。
白天我是公立医院的全职牙医，晚上和周末我是一家草根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假期，一天睡眠加午休平均不到5个小时，在岷县地震等等应急情况下我只能调班请假。出于组织需要、能力发展考虑，我又报考了北师大惭笔础。
我的身体先开始不堪重荷。两次昏睡不醒误了早班之后，检查发现心脏也出现了短暂的心肌缺血。这是一个严厉的提醒：不能再继续。
告别北大
是的，无限的人生可能，与一眼可以看到尽头的职业生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变得不再那么困难。我正式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
7年的学业，加上7年兢兢业业的职业服务，告别学习工作生活了14年的北大，并不容易。在这份选择里，纠结的不仅是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衡量，还有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取舍。这其实是一个自私的选择。在辞职信递交不久，诗凌告知我们的孩子将在次年5月出世，这时候放弃一份收入相对稳定的职业，必然意味着会少尽到一份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
年过花甲的双亲，实际上也并不了解我所选择的新职业，不免操心上火，辗转难眠。为了实现个人理想，而让至亲家人受累，总让我至今想来都常常负疚于心。
我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诗凌，最能理解我的选择，一直给我最大的支持，不管是卓明的工作，还是日常的生活。也要感谢父母，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但依然在叹息中选择支持，这对于二老已属非常为难。
但我坚信，一个人所实现的社会价值，总会以某些途径、某种方式回馈给个人，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内在机理。
公益行业的价值回馈机制并不健全，这也是共识，但我们不正是建立新秩序的开荒者？只是建立新的循环，总需要时间和牺牲。
告别燕园后，防减灾专委会、威马逊台风、大大小小的洪灾、昭通房屋重建调研、景谷康定、众筹参赛、“责任”“行动”各种领奖……2014年就这样纷乱蹉跎而过。待到2015年开立，我已是全新的身份——一个全职公益人。
在纷繁迷乱的当下，有确信的可以去坚持，有认定的可以去践行，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