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支教这个主题，或许有人还记得那篇批判短期支教的文章——那篇呼吁叔叔阿姨们不要再来“我们”这里支教的文章。一位“不详”的作者，满心愤懑，恨不能让所有的短期支教者知耻而后勇，赶紧回家，不要再来祸害孩子们，也就是他所代言的“我们”。
然而，“我们”是谁？真的是孩子们吗？还是他们的父辈？孩子们声音细弱，他们的父辈亦多淳朴木讷，这张旗伐鼓、理不胜辞的批判背后，有多少是作者的情绪，又有没有真正的“我们”被淹没的声音？
孩子们无力改变什么，他们的父辈，能做的也有限。叔叔阿姨们无论来不来支教，他们几乎都只能接受，并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因此，我们只想更审慎一些，至少，多问几个经历过的人，让能够发出来的声音不那么单一、绝对。
毕竟，单凭一时情绪作出的决定，或行或止，都很难说是为了别人。
说起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去支教的，杨大过和李少博都显得有些迟疑——结束支教生涯回到学校的他们，总被问到这个问题。相比起其他支过教的同学来说，这两位的经历稍微有些不同寻常：杨大过在大二结束后的夏天办理了休学手续，自己找了北京的一家基金会联系支教地点，几经辗转，去甘肃陇南别竜沟村的一所小学里教了一年书；李少博则是在大四的下学期，借课业清闲之便，通过同学介绍的一个民间支教组织，在湖南凤凰腊尔山镇的一所小学待了一个学期。像这种周期相对较长的支教活动，在大学生当中并不常见。
那么，去做这件事有理由吗？两人都觉得很难说。像社会责任感一类的说法，李少博最开始也接受过，但当这类理由在对支教经历的述说与反思中又被消解时，他才发现它们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建构：“实际上你真的没有这样一个原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
相对于这种强调“没有”的表述，杨大过则显得有些絮叨。援建乡村校园图书馆的考察经历，遇到的长期支教者和老校长，在云南支教的诗人马骅的诗，都在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进入了叙述。对于种种可能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心理，他也几乎都予以了承认：“理想主义的追求，有；浪漫主义的想象，有；自我历练的渴望，有；对大学生活不满、期望过一种洗心革面的全新生活的逃避心态，也有。甚至沽名钓誉、想为人先的小心思，怕也有一点吧。”
“有”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没有”相去无几。总之，就像人生中一切说不清楚的决定一样，对于支教，他们被一种隐约难言的合力推动着，并没有抱持着某个明确的想法，仅仅是“去”了而已。
而这朴实的“去”，意义亦大亦小。
那么，究竟是去做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这两个过来人的回答出奇地相似：做一个当地教师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不要对它期望太高，”李少博几次提到，“去那儿就做一些普通的事情、很平淡的事情。”显然，这与大多数人的想象是有落差的。杨大过说：“来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光荣的、伟大的、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北大支教者。”可安顿下来后，他也发现自己是个和别人毫无区别的教师，一天上五节课，教的是补辞别颈耻ü，写得最多的是“阅”。
与大多数经过筛选与提炼进入公众视野的“平凡”不一样，这两段平凡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很难说与某种转折性的“伟大”，或者某些明显的影响和改变有什么瓜葛。“我以为我会带去最新的教育理念、推动教育改革，结果发现教学生认一个字儿都太难太难。”杨大过如是说，“不管是长期支教还是短期支教，志愿者能给地方上、给孩子们带来的‘贡献’其实非常小。”而李少博在谈起支教对孩子们而言的意义时，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你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他反问道。
也就是说，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看，他们能够被确实指出的贡献，就只有填补了一个学期的教职空缺，或是分担了一年的教学任务而已。跟他们休学、请假、辗转托人的种种努力相比，跟全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情况相比，这一小段并不必然需要他们承担的工作，给人以强烈的虚无感。
他俩都觉得支教更大的意义在于教育支教者自身。可这还能算作支教的意义吗？
从凤凰回来后，对于支教这件事，李少博的看法有些复杂。
李少博所在的腊尔山镇，接受支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作为流动支教链上的一员，李少博更多地看到了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民间机构在组织与运转上的不规范、不成熟，政府对支教者的不信任，支教者在教育能力与心理素质上的缺乏保证，乃至社会捐赠资源的不均衡流动，都是他所关注并担心的。总地来说，他觉得支教并不是一种良好的教育模式，而一般的大学生，也不是充当教师的最佳人选。最好的教师，应该是以教育为事业，经过培训上岗，能在某个学校长期工作的人——这已经不是“支教者”所能做到的事。换言之，他从大前提上否认了支教这一活动。在他看来，支教只是在中国的教育现状下不得以而为之的一种过渡性行为，随着教育状况的整体改善，这一活动应该渐渐终止。
这当是理想主义者声口，但他只是对某些细节无法视而不见。在与邻村的同事聊天时他了解到，支教老师一学期一度来了又走的传统，渐渐地给小孩子带来了情感上的麻木，缺乏长期相处的预期，他们开始变得不听管教，对老师的去留也表现得无所谓，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老师，他们最期待的是学期初的小零食与小礼物。而他所在的山村，支教活动开展的时间尚短，孩子们在聊天时仍会表达“待久一点”、“常来看我们”一类的愿望。因此，他才会觉得在一段好的教育关系中，教育者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
然而，在支教仍有存在必要的情况下，李少博也十分愿意讨论如何尽量将此事办得更好。他提出，应该由更正式、组织更严密的机构来开展支教活动，包括老师的招募、培训以及具体授课，都应该更规范。此外，师范大学可以考虑将支教设置为某种实习课程，而其他大学则或许可以通过支教抵学分、支持间隔年等制度上的调整，给真正有此意愿的学生留下选择余地，让他们可以投身于时间相对较长、意义相对较大的中长期支教中去。这些或许不甚成熟的想法，让他的理想主义显得温和了不少。
毕竟经过见过，知晓个中不易。
因为经过见过而变得温和起来的人，同样也包括杨大过。他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对支教者的看法上。在去陇南支教之前，他和李少博一样，对短期支教无甚好感。“旅游、消费悲情、矫情、作、给地方上添麻烦，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是他曾经对短期支教抱有的印象，同时也基本概括了社会上针对支教而发的一些负面评论。然而，在支教了一年之后，在他发现不管是长期支教还是短期支教，志愿者能带给地方上、孩子们的贡献同样微渺之后，他对支教的核心态度渐渐成形：“从长远的角度看，教育志愿者的意义要大于教育农村的小孩儿。”
教育支教志愿者的意义何在？杨大过认为，让这一主要由大学生构成的群体多看看农村，有好处。“也许有些东西会留在大家的心里，”他并不是很笃定，“将来有一天他们当了领导，当了董事长，当了教授，这些东西或者会时不时从他记忆里流出来，影响他的一个想法、一个决策、或者只是偶然场合下对待一个农民的态度。”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与农民的实际相处，也让他的心境开阔了许多：“（支教者）都是年轻人，都会犯错，农村这么大，农民这么宽容，权且让他们去犯犯小错，他们会变成更好的人。”
在这一前提下，他反而更能看到长期支教与短期支教分别带来的，微小但的确存在的好处。收起献爱心的姿态，收起优越感，怀着尊重与平等的心，哪怕是一次叁五天的短期支教，只要组织得法，也能切实收到正面的效果。他说起他在教书期间接待的一次成功的短期支教：“他们非常好，组织得很好。目标也非常简单，就是带了好多彩纸啊、图书啊、文体用品什么的过来，带着小孩们唱歌、跳舞、做手工、讲故事什么的。我们学校的小孩儿都乐疯了。他们走后，孩子们学会了两叁首歌，做出了很多美丽且富有想象力的手工、画报，释放了无聊生活里积压下的戾气，心情都非常好。”杨大过认为，短期支教的定位就该是带大家玩儿高兴，放松身心，见见世面，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就非常不易了，而且意义重大。”
至于长期支教，杨大过并没有像李少博一样，把它看成一种先天便有缺陷的教育模式。相比之下，他更多地看到了它相对一般教育存在的优势：“支教者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灵活性，主动权，这样才能最大化支教的意义。”这一点，他希望相关的机构和有意愿长期支教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考虑。
相对于杨大过对长期支教与短期支教的分别定位，李少博则觉得，不管是哪种支教，给孩子们带来的最首要帮助，都是为他们打开一扇窗，让他们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亦即杨大过说的，意义重大的“见见世面”。基于这一想法，他同样对短期支教抱有较和缓的态度，认为只要组织得好，孩子们未必不欢迎。
那么，“见见世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于这一略带哲学意味的问题，李少博并非没有过思考。他明白，社会在一般意义上的进步、现代化，与一个“看起来很美”的传统生存状态的维持，二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如果不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他们可能在自己的村子里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让他们看见山外的种种精彩与纷扰，他们则很可能对那个世界心向往之，想要努力融入其中，反而变得困扰起来。
这几乎是个没有正解，也没有最优解的选择题。选择哪一方，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舍弃。
“我还是支持（打开窗户）这个行为的。”李少博说，“这个可能没有对错之分啊……但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总是更好的吧，我觉得。”他说得斟酌，态度却肯定。而站在支教者的立场上，他同样支持他们继续投身于其中：“都是两个世界的交流，至少能看见吧。”
至于他自己，“我以后不会再支教了，”李少博同样肯定地说，“好像说得有点绝对，但我希望能够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支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尤其是这种民间团体组织的支教。”
杨大过“教育支教者”的理论，似乎在这里就已经得到了印证。
在采访中，杨大过曾说起他对农村发展的看法，总结了两点：第一靠国家政策，第二靠农民自己。“这听起来是个大道理，虚，其实挺实在的。一个村，几百个家庭，上千口人，他们要过得好，当然要第一靠国家，第二靠自己。”
这两点，哪一点都不在支教者的能力范围内。
但是，去过农村的支教者，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而支教者给农村孩子们打开的窗，也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影响他们自身。
这份可能性，恐怕就是支教最轻又最重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