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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五四琐忆

2019-04-17

站在八十叁岁的山坡上,来回顾六十年前的往事,真如痴人说梦。只得姑妄言之了。

五四运动在中国史上,确实是一件地覆天翻的大事。不管是当时卫道的遗老,也不管是“离经叛道”的青年,对五四惊雷的震撼,能无动于衷的,可说少有。

那时,我只恨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豫西“八百里地伏牛山”的腹地。和我同年,并先后在中学同学的一位大学者,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毕业后,又从美国装一肚子洋墨水回来,到母校--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作“学术”讲演时,我还在那个中学的教室里啃油印讲义呢!

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庆祝大战胜利游行时,唱着歌。歌中有两段:

沉沉大千,弹雨硝烟,而今一旦豁然。伸我公理,屈彼强权协约齐祝凯旋……

在这庆祝别人的凯歌声中,游行队伍里,爆发出雷鸣的怒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

中国的青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德国帝国主义者霸占。欧战结束了,德国是战败国,照理应该物归原主,交还中国。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夺去了,所以中国青年学生游行,要求巴黎和会把青岛交还中国。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中国是一个弱国,当时对付日本的办法之一,是抵制日货。

同学们以前凡购有日货的,都纷纷交出,当众烧毁。当时最普遍的是操衣领内的硬领,洁白、光亮,是化学制品,全是日货。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取下,当众投入火中烧了。那东西象火药一样,见火就着。当时把日货也称作“仇货”。对于宰割我们的敌人,那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情感,占据了整个青年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性质和规模,也日益扩大和深入。由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进而扩大到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民主,要求个性解放、社交公开、言论自由、婚姻自由、反对文言,主张白话等等。凡属旧的,一概反对,凡属新的,一律欢迎。

在抵制日货上,我不但参加学生会,到商店检查日货,还从早到晚在宋门守城门,检查日货。遇有货物入城,帖上封条,登记。过后,学生会按登记表前往启封、检查。不经检查,商人不准私自启封。否则,以盗运日货论。

除此之外,还参加宣传队,沿街向民众宣传当前形势,呼吁各界,一致奋起,参加救国救民运动。

五四运动的怒涛,把我从读死书的课堂里冲出来,打着“抵制日货”、“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文化”的旗子,在街头宣传,并卖新出的报刊,如《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青年》等等。

五四期间,我还约了五、六位同学,如关尉华、潘保安、王德兰等,从乞丐似的生活中,挤出钱来,办青年学会,出《青年》半月刊。大家亲自动手写文章、办刊物,并亲自到街头卖。

五四运动的次年初,上海举行“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我被选为河南学生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了当时的“十里洋场”,对那光怪陆离的繁华世界,所见所闻,无不反感……

我自幼学写文章时,是以古文为法的,越古奥越好。稍后,大约在民国初年吧,接触到《饮冰室》的解放体,又大大被它的文笔吸引了。到了五四,又来了一个大转弯,决然抛弃文言,改用白话。这使得我的国文老师大发雷霆,把我的文章摔了不看,并在课堂上当众斥责。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下边缺点的问号(事实上他不知道问号下还有一点),指着这半截问号斥责道:“这是什么?这是称钩哟,连称钩都入到文章里,这还有何话可说!……”我默然不语,任他斥责。最后反驳道:“世界是进化的,别人有的,我们没有,而且又需要,就借来用。无理阻挡时代潮流,是阻挡不住的……”校长赵琴堂,是一位讲道理的忠厚长者,当时支持我的意见,这就使我那位国文老师愤而辞职了。至于被反对的白话文,却如大江东去,汇流到五四的狂涛巨浪里,冲开一切黑暗的闸门,向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浩浩荡荡地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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