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守常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外患迭起，而内政又日趋腐败，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
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这个报纸后来改名《晨报》。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辞而不干了。
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的民主派，他认识守常。一九一七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叁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
一九一八年是守常较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早在东京留学时，他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着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着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着作《共产主义础叠颁》的英文译本也有了。这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在这年十一月，他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已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
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国产一区二区三区视频精品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先生为庆祝“公理战胜”，组织演讲会，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里面讲，和在天安门内搭台讲演，一连讲了叁天。首先上台讲演的是蔡先生，接着，守常和我也上了台去。我记得，那是初次上台讲演，两腿直打颤，还是硬坚持讲完。
一九一八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
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
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五四前，大家都对现政府不满，彼此的区别不明显。五四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胡适派后退了。青年学生中，落后的加入国家主义派，中间的加入国民党，最前进的加入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棋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叁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守常从五四运动以后，经常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们进行革命活动，遭受北洋政府的注意，在他的住宅门外设下一个警察岗位。从此我们交谈都是在北大学校里。
一九二四年后，守常负责领导华北革命的实际行动，为避免反动军阀迫害，转入地下工作，我们会面的时机就少了。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到达武汉，守常劝我往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我在武汉中山大学任教，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听到守常光荣牺牲的消息，不胜悲愤，自此与守常永别了！守常虽然死了，守常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着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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